一、研究背景：武裝衝突與氣候變遷的惡性循環

報告首先指出武裝衝突與氣候變遷存在著惡性循環。一方面，武裝衝突本身會產生大量溫室氣體排放，並破壞國家進行氣候「調適」（Adaptation）所需的基礎設施與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氣候（如野火、乾旱、水災）會造成資源稀缺，進而引發或加劇武裝衝突。報告人將評估框架分為四個面向：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調適、損失與損害、以及全球氣候治理。

 

二、戰爭的氣候代價：事實與數據

以俄烏戰爭為例，數據顯示戰爭前三年的碳排放量高達2.368 億噸，相當於奧地利、匈牙利、捷克與斯洛伐克一年的總排放量。排放來源包含直接排放（如砲彈發射、軍事武器製造、燃料消耗）與間接排放（如民航機避開戰區繞道、以及佔比極大的戰後重建）。此外，戰爭也會導致國際氣候數據中斷（如北極科研合作中斷），並排擠氣候調適所需要的資金來源。

 

三、現行國際法的規範義務與限制

從規範義務的層次來看，報告人首先援引「國家責任法」（ARSIWA）框架，探討國家違反國際法義務時的責任，例如停止非法行為、恢復原狀或金錢賠償。在國際人道法中，《第一附加議定書》中雖已明確禁止造成「廣泛、長期且嚴重」的環境破壞，然而此設下的責任門檻極高且充滿人類中心主義，難以適用於一般軍事活動產生的碳排放結果。另一方面，雖然針對基礎設施（如大壩、能源設施）的攻擊仍受到諸如比例原則與預防原則的規範保護，但「兩用物體」（同時具備民用與軍事用途）的認定在實務上具有爭議性。佔領國禁止對其領土進行資源掠奪（如大規模伐木），並有維護公共秩序與安全的積極義務。至於在國際人權法下，因戰爭而加劇的氣候風險，則可能侵害生命權、健康權、水權與食糧權等。

 

四、法律的擴張解釋與未來展望

為了回應現行法律規範所形成的碎片化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提出三種可能的思考路徑。首先是氣候轉向的解釋，將氣候視角納入「比例原則」的衡量，並利用「馬丁條款」（Martens Clause）引導公眾良知來約束對於環境與氣候的極端破壞。其次，將生態滅絕罪納入《羅馬規約》，將環境視為法律主體，並建議調整構成要件的文字，強化刑事責任的課予。最後是建立整合性的規範體系，使多元法律領域（人道法、人權法、環境法）能夠和諧解釋、互補的整合性規則系統，以因應武裝衝突與環境氣候議題的廣泛層面。

 

五、議題對話與回饋

現場老師及與會者對於報告的回應也相當踴躍，展現出跨學科的議題討論與對話。包含對於戰爭或武裝衝突的根本想像、法律工具的現實選擇與正當性、科學歸因與責任建構、戰前與戰時的環境影響評估、規範整合與擴張的界限，以及對於臺灣現況的啟示等，許多相當困難卻重要而無法避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