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於4/17邀請王郁云律師，分享她在國際非政府組織「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的實習經驗。王律師提到該組織如何結合法律訴訟、政治倡議與專業培訓合而為一的策略，在東南亞湄公河流域對抗跨國企業的侵權行為。藉由跨國法律救濟的多元途徑，以及對於在地的量能建構與培力，克服地理、語言與政治的重重障礙，實現權利保護的目標。

一、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限制與應對

    其實，這些國際參與對於台灣而言，並非這麼理所當然。在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時，台灣人時常面臨國際地位的限制，需要透過有創意的方式。不過，這種國籍限制在區域性或周邊組織的活動較不明顯，通常可以組織名義直接參與，較不會針對國籍進行干預，也意味著多層次的國際參與空間，能為台灣提供更多發揮的機會。

二、 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的核心策略

    ERI 成立於 1995 年，由緬甸人權運動者Ka Hsaw Wa與當時兩位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學生共同創立。當時為美國首件利用《外國人侵權法》（Alien Tort Statute）針對跨國企業（如Total Energy與Unocal）在緬甸造成環境與人權侵害提起的訴訟，並最終達成和解。ERI的運作結合了三大策略：法律（Legal），主要在於進行包含訴訟的法律途徑、法律議題研究等。倡議（Campaign），則是動員社區人民，共同尋求解決方案，並與國際 NGO 串聯。培訓（Training），建立專業培訓的學校，提供為期七個月的沉浸式訓練，提升語言及多元能力，並招募湄公河流域的社區領袖與年輕律師。

三、 跨國法律工具與策略性訴訟

    王律師認為善用不同法系的法律制度，對於訴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就美國法律制度的運用而言，除《外國人侵權法》外，也時常運用美國訴訟程序中相對廣泛的證據開示（discovery）程序，針對特定類別（Category）的事證要求開示，從而取得關鍵的實質證據。因此，即使訴訟發生在其他國家，如果相關企業的總公司設在美國，律師可以請求美國法院啟動證據開示程序，要求提供證據。這套策略運用「前階段證據開示」或「預審制度」的優點，彌補大陸法系國家（如台灣或東南亞國家）在訴訟中取得證據相對困難，且必須逐一對應請求權要件的缺點。

四、 湄公河流域的環境挑戰與在地培力

    不過，這些倡議與行動的落實也有許多現實的困難必須考慮。湄公河流域因跨國企業開發自然資源，正面臨嚴重的環境與人權問題。環境受到破壞然而政府卻消極應對。例如泰國北部曾發生河川污染案件，河中魚類出現大量腫瘤現象，當地的政府官員卻與企業相互勾結，宣稱水質安全，以淡化外界疑慮。另一方面，在越南或緬甸等國，人權與環境律師往往必須以臥底身分行動，用其他名義的活動進行掩護，避免成為政府部門的眼中釘。也因此，在這些國家從事在地的倡議工作時，除了專業能力以外，組織與成員之間的信任（trust）往往被視為最核心之行動準則之一。

五、 台灣法律人的角色與反思

    王律師認為，台灣走過威權時代的經驗其實相當寶貴，對於正經歷轉型痛楚的東南亞國家（如泰國、緬甸）極具參考價值。儘管台灣法律制度相較完整，但在處理跨國案件（如台塑越鋼案）時，法院往往無法理解不同脈絡中受害者面臨的風險，例如在判決中公告數千名原告姓名，導致其回國可能面臨政治壓迫的危險。最後，王律師也期許對於有志於國際倡議的年輕法律人，可以積極培養英文能力與跨國團隊協作經驗，另外也應該思考如何將法律專業的累積，轉化為與國際社會溝通、解決跨國不正義問題的實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