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不同經濟思維下的能源政策—對能源稅與生質能源政策的再思考
科法四
R94A41016
林季陽
蕭院長演講重點主要討論下列四點：生質能源、綠色稅制、碳交易以及結合綠色稅制與碳交易之設計。本文選擇聚焦於討論以不同經濟思維來就有關生質能源政策與能源稅重新思考現行政策。故文中將翦除部份略為瑣碎之心得論述。
蕭院長於討論生質能相關政策時，其選擇標準(criterion)似以淨能源分析與成本效益分析為出發點。例如淨能源產出數值（EROI）、NPV等方式[1]。此類選擇標準其出發點均源自經濟學上所稱之效率，然而此處效率如何定義，仍有討論空間。蓋一般經濟學上之效率，為求衡量之便，多以經濟利潤、貨幣價值為代表之，然便如張老師所提出之疑問所示，成本效益分析如何呈現質化面向，即效率之外的環境政策所追求之其他價值，仍是量化研究所無法克服之先天缺陷。且該成本效益分析，亦無法呈現各項再生能源科技在技術發展上是否有所突破此一重要因素。此外，近年來開始發展的綠色經濟思維即非單純以貨幣價值來衡量經濟效率[2]。是以，蕭院長所提之淨能源產出與成本效益分析部份，其所得數值自應慮及上開限制而對基於該數值所做出結論採審慎之態度。
另一方面，若立基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緩和氣候變遷之影響，生質能源之選擇準則上，實應將是否達成碳中立為優先。成本效益分析應退居較後順位的選擇準則。蕭院長認為不應由政府來選擇替代之生質能源，若以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出發，自然採此立場並不意外。然而學生本於經濟領域背景，實應說明蕭院長此看法僅係經濟學上見解之一支。縱以蕭院長於演講中所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Stiglitz來說，實際上在其名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中便對基於貿易理論所發展出的全球化政策有所質疑[3]，認為基於純理論所建構出的政策建議若未考量各國之民情、歷史脈絡而逕行實施，未必能達成理論所提示之經濟效益，且在歷史經驗上也證實此一說法。因而在此應說明，並非所有研習經濟學之人皆服膺應交由市場來決定此一見解。畢竟就經濟史角度觀之，亦不乏經市場競爭後所達成結果，事實上未較有效率之例證。
另外，關於蕭院長所提出之綠色稅制，其理論基礎在於綠色稅制應反映使用者成本與代際公平，依其公式，自然資源價格＝邊際機會成本＝邊際生產成本＋邊際使用者成本（能源稅）＋邊際環境外部成本（環境稅，EX：空污費）。然而若同時考慮污染者付費原則，為何支付環境稅者不應同時支付能源稅，似有疑問。再者，蕭院長對雙重紅利甚至三、四重紅利所抱持的信心，似乎在理論與實證基礎上仍顯薄弱。除未就國內外對雙重紅利效果持質疑態度之文獻予以回應外，亦未就歐盟等已採行能源稅、排放權交易等國家，其施行至今所面對的問題正面回答。此部份具體內容，將在下段呈現。
首先，短期碳稅較佳，長期排放交易制度較佳的講法，係哈佛大學教授Weitzman在1971年所提出之定理。雖謂定理，但首先不可忽略其係建立在眾多非真實之假設上的推論。是以對其結論之應用，自應審慎為之。再者，蕭院長就學生對稅率訂立之提問的回答，實難認非有前後矛盾之情。蓋若認稅率由bargain行為所產生，首先無異於要求對課能源稅採反對態度之利益團體，對增稅此一劣等財去喊價，實難想像如何有此經濟誘因。第二，蕭院長所奉之的歐美能源稅，其稅率亦非由bargain產生，而係基於複雜之經濟方法所試算得出。因此恕學生難以苟同蕭院長直接否認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可以求算出稅率之論點，蓋其理由僅以要考慮太多因素，然而這似又與bargain只考慮利益團體本身經濟利潤來決定稅率之論點產生矛盾。
必須強調學生的立場並非單純否認碳稅或能源稅不具有政策工具之價值，而僅是對說理有所不足的政策建議持保留態度。蕭院長甚至舉歐盟之能源稅價格為20歐元為例認為，然而為何我國必須曹規蕭隨？各國有自己不同之產業結構，總體經濟環境、物價水準，況歐美之能源稅尚區分從量稅、從價稅，蕭院長在說理上亦未予區分，此似因時間因素所致，實為可惜。
最後蕭院長對於增稅造成產業出走之提問的回答，實可謂是一般經濟學者與非此背景出身者於溝通上最大的鴻溝。經濟學在邊際革命後，披上科學之外衣，認為經濟判斷應獨立於道德判斷。然而政策判斷如何能自外於道德判斷？況且縱依純粹經濟判斷，產業出走後並非直接連結到產業轉型，尚應考慮此舉牽涉到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等外部成本，此即與本文前述經濟效率之定義有所關連。但若僅以此為轉型陣痛而應由人民自己概括承受，做為政策建議者，學生認為似乎是一不負責任之行為。對此，本文建議『全球化之許諾與失落』一書便值得一讀，其內容便指出世界銀行與WTO組織依自由貿易理論採行的政策建議，在世界各地所施行後所帶來的好處與所製造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