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回應12/07汪信君教授<氣候變遷與環境責任>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正義、獵巫與實用手段：論侵權與保險制度於氣候變遷議題的困境》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B93A01113 法學五 李新恩

 

A.    從我國法律人追究責任的正義理想說起

 

    自大一的民法總則被塑造出一種最重要科目的形象，而其中教授又必定不斷強調侵權行為法理的重要性之後，在我國教學體制下的法律學習者心目中，賠償責任原理已經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環境議題下，配合我國的現實條件，我們發現：我國甚至連環境損害賠償的創新見解都還很稀少，仍是用老舊的行政統一管理架構處理問題，因此責任法精神之實現遠遠在理想之後。故滿腔熱血的法律人被教導的是：責任法理是崇高的理想，必需而且還沒被達成；法律人被賦予一種具有極強動力的使命感。

 

    在這種體制條件下，很容易形成一種看待事情的對立眼光：代表著正義的賠償原則v.s.應被賦予強烈負面評價的造成損害行為人。這個假想敵通常是自由市場經濟下的掌權者—資本家。法律人在此往往自許為：以小搏大、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憤角色。

 

B.    侵權法理、保險制度於氣候變遷議題的應用

 

    由於我的報告主題正是環境責任，因此在學期中，也不斷在面對這個賠償的應然與實然的衝突問題。在做報告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的是：賠償法制面對氣候變遷問題的不足之處。諸如主觀責任與因果關係的認定困難、權利範圍與責任範圍的難以界定，特別是損害與單獨行為人之間要成立因果關係的困難，這些都是已經在課堂上討論過的議題範圍。

 

    在本週汪信君老師的演講中，我抱持著上面這樣追究行為者到底的態度，似乎發現：這些問題找到了最恰當的解決辦法！汪老師指出，從英美侵權法著名案件：DES防流產藥物，造成使用藥品婦女的女性後代罹患卵巢癌，而向藥廠求償的案件中，美國法院突破性的提出比率性責任(proportional liability)的觀念，以藥廠的市佔率分配藥廠所負的比例責任。這兼顧到了行為人可能的責任範圍與實際的清償能力，更避開了難以確定特殊損害與特殊行為人的因果關係的困難。這是對市場有著深度瞭解、具有極高洞見的裁判。而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害，也可以這樣用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比率來分配責任。配合著汪老師介紹的責任保險制度，保障更健全：保險公司以責任保險提供業者對風險的轉嫁、保險公司再以再保險公司轉嫁自己的風險，而且政府可以用強制保險的規範手段，使與氣候變遷環境損害有關的業者都具備良好的清償能力。這兩個制度的配合，顯然可以解決絕大部分在傳統的責任原理中遇到的困難。

 

    保險制度配合比率責任，因此似乎是氣候變遷賠償議題的正解。帶著著前述「正義而對立」的價值觀，我在課後提問中認為，要在強制保險中高唱效率的口號已經是不恰當的了，因為原本（法律人所追求的）行為人應該賠償的法理，就是獨立於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價值。既然自始就是對立的，這就不是要讓賠償制度採煞車的好理由。

 

C. 正義還是獵巫？以實用為訴求的新視野

 

    然而汪信君老師的回答，讓我再次思索自己上述的想法。他指出，制度的設計中一定會有價值的衝突，然而我們不但認知到，也可以去解決這個衝突。他指的是，強制保險制度中，雖然失去了保險自由市場讓保險人篩選不良風險的功能，但政府可以同樣提供多樣化的保險商品，以此盡量去彌補這個差距。這給了我一個問題意識上的提醒：價值之間不可共容的對立的確是存在的，然而責任法理，果真是不可挑戰的嗎？還是，這法理也不過是依賴於特定實際內容、而被抽象出的「形式」，只要內容改變，形式就會改變？

 

    由這個脈絡再次反思汪老師的報告，我赫然發現：其實氣候變遷的環境損害，也許根本就超出了責任法理所預設要處理的範圍。責任原理，無論百轉千迴，始終不脫離這句話：「造成了特定損害的行為人，要為其損害負責」。首先，「特定損害」這點，就是在一味追求「讓行為人負責」的時候會忽略的大問題。氣候變遷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但一旦到達一個臨界點，便會發生超級的巨大損害；大規模颶風是一種，讓整個島國滅絕、使整個靠海的繁榮都市淹沒的損害類型更是前所未見。面對這種因果密接性低、且是國際的國家級損害，用內國法發展出來的責任法理來追究私人公司，顯然是有待商榷的。相關議題就是演講中介紹的可保性(insurability)的問題：事故發生率、風險辨識、損失的量化計算，這是構成保險契約的條件。上述超級災害很容易就超出這個界線，而受巨額賠償追究的公司也會因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提供保險而倒閉；就算保險公司承保，恐怕也會跟著被拖垮。金融風暴中，帶有左派色彩的Obama都必須簽署通過以千億美元計的bailout政策、忍受世人稱之為golden parachute的譏笑，具有類似衝擊力的超鉅額損害又怎麼能輕易的丟給私人公司負責？

 

    更令我深感不安的，是「行為人製造損害」這個概念。責任法理的正義理念，最早就是從某行為人有意識的、甚至故意的造成損害開始，不論怎樣擴張構成要件，始終都必需指出，就是這個行為人應該避免這個損害，他卻沒做到。但溫室氣體的排放，是現代完整的工商業經濟體制下產生的附帶現象。這時，二氧化碳等氣體的排放，至少在目前的科技程度下都是某種程度的「必要之惡」，並不是一句「我們要減少、要改變」就可以達到，畢竟符合成本效益的綠色科技還在萌芽當中。而當我們探究這個體制的最基本的原理，恐怕是需求刺激生產。排放污染的是工商業者，但他們是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而這樣做；他不做也有別人會做，因為需求一直都在。那麼現在，超鉅額的損害發生了，作為需求者的我們雙手一攤，說「工商業者負責吧，一切只與他們有關。」這不是一種現代的獵巫嗎？這豈不是責任原理這種內國的正義理想，在國際氣候變遷的特殊議題條件下被法律人不顧現實的套用時，所產生的一種尋找「代罪羔羊」的現象？Market share可以做到讓整個市場經濟的生產者負擔責任，已經把責任法原理下「行為人」概念擴張到最大，但恐怕需要負責的人，比這還要更大！

 

    由此我發現，面對這個國際層級的、與人人有關的新問題，我們實在需要一種處理問題的新視野。這裡的議題圖象已經遠超過「抓出一個人來負責」的層級，而把問題帶向新的高度。課後回應中，從葉老師提到的「污染泡」概念，到張老師提到的以人權為立基點的國家責任，以這些結合比率責任的觀念，我發現：恐怕在面臨氣候變遷導致的超大型損害案件時，必需有一個國際等級的架構。這個架構是以國家的排放量為計算單位，搭配歷史污染量計算函數，並將人權與經濟損失一併考慮進賠償範圍的國家責任架構。也就是，把比率責任的層級提高到國際等級，讓諸國家把這個「歷史共業」承擔起來，因為諸國家已經是這個「共業」創造者—歷史上的眾人們—最佳的代表了。

 

    這不代表著我們要放棄污染者付費原則（這仍然是在正義/獵巫的二元對立概念下的誤解），而是提供更高層級的處理手段，這個手段是因著問題本身的內容而實用地設計出來的、不是形式性正義理想的強行套用，而在較低層級（國家內部管制）中仍然可以對相關業者為合理限度的追究或責任轉嫁。這些手段可以是的經濟誘因的管制工具(如碳稅)，也可以、但不必然是責任法理。

 

D.    結論：觀念的限制與觀念的突破

 

    在這個討論脈絡的一開始，我就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受到傳統教學架構的決定，但後來仍然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使用了被灌輸的一些前提。而上述討論中會發現，雖然責任法原理在我國還是未竟的理想，但氣候變遷是如此新的問題，需要新的手段來處理。舊有的觀念是在該觀念的發生條件中提出的，然而形成一種定見後，在面對新問題的時候，反而會形成牽制實用手段的盲點。抱持著正義理想的法律人，恐怕就是要在這種形式與內容的反覆辯證之中，不斷提醒自己保持謙卑、保持開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