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3

生工三石冠倫

本人同意以下文字刊載於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中心網站。
 

題目:環境議題中農民運動的樣貌? ─ 從中科四期搶水爭議談起

    民國97年,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工程決定設於彰化縣二林鎮,主要是能讓友達集團在此設置晶圓廠。在工業製程上,水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為避免晶圓、半導體材料表面的髒污缺陷影響其功能和壽命,製程中得大量使用超純水作為潔淨之用。為因應這樣的用水需求,中科四期預定興建大肚攔河堰作為永久用水來源。短中期的工業用水,中科打算像彰化農田水利會買水,預計最高調度為每日8萬噸;位於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的莿仔埤圳水源頭則是其取水地點。
   
    然而,每日由集集攔河堰總量管制下的莿仔埤圳,目前早已面臨供水四天、斷水六天的狀況。換句話說,莿仔埤圳灌溉範圍內共約18850公頃的農田已呈現半缺水的窘境。於是,當取水的專管鋪設工程一起,當地的農民便群起抗議,至今已多次至行政院、環保署前抗議,並已透過訟訴爭取權益,現正纏訟中。
   
    此爭議並不向國光石化的案子有強烈的破壞想像可供其他縣市的人民參考。此調水工程,充其量是只埋在地底下的大鐵管,看不到,也似乎沒有太大的污染可言。國光石化案子裡,人們可輕易想像石化工業的黑煙白煙佈滿海邊原本湛藍的天空,廢水汙染魚兒屍體浮起,以及濕地水泥化後一片死寂的狀況。汙染,在工業化快速而廣泛的台灣是較為人們熟悉的符號。
   
    但台灣稻田的消失,並不會讓消費者發現一包包的泰國米有甚麼可怕之處,人們也無法輕易認知到即便沒有了汙染,三農的困境仍在。
   
    從「以農養工」的「鄉村工業化」政策實施以來,由於工業的數量發展、區位的選擇,工廠從都市到城鄉交界到鄉村地區,伴隨著都市的擴張,農地萎縮的現象正持續著,水泥化以及受汙染的土地則不斷增長。亦即農民發現自己比鄰工廠,或受到工廠的包圍。環境風險持續升高,環境糾紛的發生率也在環境管制落後的情況下愈來愈多。但在都市裡少有工廠,人們生活在飲用水水質好、自來水接管率高、工廠廢水受隔離的環境裡。很明顯得,環境風險分配並不均勻,農民相較都市人而言,更容易也更快速面對到工業化下的危機;生活在水田、旱田生態系裡的農民無論是對爭(徵)地、搶水或汙染的問題都更亦感知到。
   
    因此各項運動興起,新聞報導也多了起來。以反國光石化運動來說,大眾及主流新聞報導普遍聚焦在經濟與環境的對立,對於經濟效益、外部性的分析,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的進展多所關心。在科技的不確定性、官僚作風、政治責任的批判也多所著墨。但假如走進大城當地,蚵農們關心的,則是自己的生計。所謂的永續不言而喻,因為這對他們是一輩子的工作,也是世世代代的維生方式。不需要環保人士添加的「生物多樣性」等名詞去包裝、去反抗。這也許只是很簡單的生計抗爭。雖然,這種抗爭形式在「環保打敗財團開發」的掌聲中被淹沒了,但沒汙染了不代表農漁民就安全了。中科四期的調水工程引發的抗爭,正體現了這種生計抗爭的模式。在難以與台北城裡高喊:「我們只有一個台灣」的環境運動連結的情況下,它脫離了主流媒體想像中的環境運動,以農民運動的姿態展現在世人眼前。「讓我們好好種個田也不行?」溪州當地的農民曾如此說。
 
    溪州的農民想展現的,顯然不只是所謂環境權,還有生存權的問題。而這個生存權也並非都市人所注重的,關於公共衛生和風險管理的生存權,而是經濟方面的生存權。 對於「搶水」的疑慮,彰化農田水利會作出「不會影響」、「用的是剩餘水」的回應。但反中科搶水自救會長寶元叔的一席話:「假如真的是用剩餘水的話何不從水尾調水就好?」正道破官方與中科對於農業、工業的價值選擇,與農民是有極大的不同的。水對於農業來說是必需品,這點跟耗水的晶圓廠是同樣的。也就是說,沒水就無法生存。於是,水作為一種資源,在中科四期的案子裡,似乎是引發了資源使用上的衝突。

    從經濟觀點來看,資源使用發生衝突時,要想辦法決定最有效率的分配方式。此最有效率,有「誰決定」、「如何決定」以及「以甚麼作為判斷依據」三種內涵。亦即代表性、程序性、判斷準則的問題。以中科四期調水工程為例,在工業與農業用水起衝突時,行政院、環保署、國科會、水利會、農委會互相踢皮球,使調水工程非但無法進行環評,也無法立即停工,甚至連主管機關都找不到。在程序上只有國科會和水利會的發包作業,並沒有經過環評的評斷,試挖前更無地方上的說明會,毫無讓民眾參與的機會。最後回歸基本的工調農水問題,更被中科管理局解釋為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並提出中科的產值、工作機會勝過農業的論點。加上近來彰化縣又遭提出另一個振興經濟方案,同樣主打的就業機會以及投資金額,在在顯現政府的效益判斷依據產值、投資報酬率等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效益極大化邏輯。如此一整套的程序走完,便是台灣層出不窮的農地徵收、炒作和開發案。
   
    無論是依照Guido Calabresi或Richard Posner的判斷效率觀點,都須以整個社會作為受體。但在所謂的「公共利益」的利益判定準則有爭議的情況下,去談效率也是白談。前述水對於農、工兩造的重要性,實際上在台灣也有極大差異。在工業發展優先的價值觀下,工業用水的價格便宜(該說是水價本身就便宜),工業上攸關生存的成本並不是水價,缺水時也會在產值考量下調用農業用水。反觀農業,缺水只有休耕一途。在這種政治性決策的狀況下,也難以用Guido Calabresi的市場交易去尋求解決。於是,長期以來工農之爭一面倒的態勢,演變為類似受害與加害者的狀況。於是,在資源使用的衝突中,工業居於幾乎不敗的優勢。
  
    在反國光石化時主流群眾關注的工業化風險、科技官僚、環評問題激起不少討論,卻少有探討農漁民階級的生計抗爭問題。農漁民的環境識覺與都市人是很不一樣的,對於環境議題的想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源使用衝突的抗爭中,儘管農漁民多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計而戰,但同樣能與都市人一般感覺到工廠的鴨霸和運轉後可能的汙染危機。「水泥化」和「安全」也許是農漁民們所使用最接近環保團體的詞彙了。但在環境議題中,有多少人記得小農階級的生存問題,和民國49年以來以農養工的價值延續呢?
   
    環境議題並非單純的只是經濟與環保的對立或協商。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問題也該被探討,否則只是流於環境權勝利的浪漫想像而已。環保人士與農民的互動或衝突,環境議題中的階級問題等,都有待更進一步的討論。在台灣,農民運動正逐漸脫離傳統的環境運動外衣,走出自己的路。媒體也愈來愈注意到環境運動的成因以及社會價值上的根本原因。 無論是反搶水、反徵地、反污染……都是人民自身環境意識的覺醒和反應,即便他是基於經濟、環境或是其他理由,都可以是組成環境議題的一部分。忽略其中一個部分,而簡化其複雜性是有其危險性的。當然,這是需要大家共同去關心、去參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