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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問題意識　　　　　　　　　   　　　　　2

二、「法律管制論」的貧困                           4

三、典範轉移：從法律管制到部署行動者網絡          6

四、如何佈署行動者網絡？                          8

五、結論：台灣科技倫理教育亟需納入預防原則        11

 

一、前言：問題意識

    隨著科技進步，我們享受著過去無與倫比的舒適生活；但是，同樣的拜科技工業之賜，我們在環境與公共衛生上也付出慘痛的代價。此故，一百多年來，預警原則逐漸成為追求永續發展的基調。如聯合國就深以石棉案為警戒，認為國際社會如果在1965年石棉致癌的健康風險評估尚未來定論之際，就採預警原則，禁制石棉之國際貿易，而非等到1993年使用石棉之風險為普遍認知時才為之的話，那麼可以拯救34000條生命，節省190億歐元。[1] 所以，無論國際法或各國國內法，幾乎都奉預警原則為圭臬，如生物安全議定書、生物多樣性公約、京都議定書等等，都可找到預警原則的相關條文。[2] 
    台灣相關的環境保護法，也躬逢其盛，仿效國際法精神或各先進國家的國內法的預警原則。[3]不過，台灣社會通念對預警原則的掌握還是相當不足。如本文前引案例二，根據法務部調查局的統計，去年一年內，治安機關總共查獲海洛因約1,100公斤，安非他命2,460公斤，均超過前十年間緝獲量之總和，委實駭人聽聞。供應面既然如此龐大，需求面這邊的吸毒人口自然也增多：從民國八十一年九月起，各衛生單位每個月平均檢驗8千件左右的煙毒及麻醉藥品尿液檢體，結果是每個月平均檢出約5千件的安非他命或嗎啡（海洛因在體內代謝為嗎啡後排出）陽性檢體；易言之，每個月約有5千人因吸毒而被捕，然而在每個月有五千人被捕的情況下，迄今欲不見尿液檢體之檢驗陽性率及件數有減少的跡象，扣除累犯，仍顯示出吸毒者有增無減。曾有人依據去年緝獲的海洛因毒品數量，以其為市面流通量的1/10估計，推算台灣吸食海洛因人口約有40萬，數字實在嚇人，但如以安非他命的緝獲量計，數目更驚人，恐破百萬。
    

    我們從安非他命的例子，可以看出台灣公共衛生相關法律的執行赤字，可以說已經爆表，讓有關安非他命等毒品管制的法律幾乎形同虛設。

    同樣的，如本文前引案例三。半導體業在美國因汙染、公害訴訟成本太高，資本移轉，跨海來台。他們並沒有痛定思痛，追求環境正義。相反的，台灣三大園區污染事件層出不窮。[4] 譬如1997年起竹科陸續被揭露排放有毒廢水，致癌物質濃度高於正常七倍，以致聖經書院神職人員致癌比例偏高，而抽檢鄰近住民255人中，56％血液檢驗異常，數十人肝、腎功能異常。2000年，竹科廢棄物被承包的廠商任意傾倒而污染高屏溪大高雄地區將近36 萬戶民眾無水可喝達6 日之久。2009年汙染霄裡溪，「當地居民發現稻子無法結穗，田裡連農藥都不怕的福壽螺卻死光。」[5]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高污染的半導體業教主領軍下的科技新貴，不僅參贊國家機要，而且成為許多台灣青年的偶像！「憑創意與聰明卡住關鍵位置，然後擠壓上下游的利潤，壓榨勞工，踐踏土地，或者外包去壓榨外國勞工，踐踏外國土地，以便擴大自己的利潤。」[6]

    我們從半導體汙染的例子，可以看出台灣科技倫理教育破產，是非顛倒。上自總統，下自青年學子的價值觀，嚴重違反環境正義。

    簡之，台灣環境問題已經從根爛起。不僅環境汙染事件層出不窮，環境法律執行赤字暴表，而且上自總統下自青年學子都中了「錢神論」的毒，以錢為偶像，一切向錢看。我們該如何解決此問題？以下，筆者將進一步申論，解決此問題，單靠法律是不足的。「法律管制論」跟「錢神論」一樣有其貧困。法律並非萬能。試圖突破讓台灣環境從根爛起、深深中毒的體制（constitution）的宰制，發動阿基米德式政變，建構新行動者網絡，或許可以成為解決方案。而在重擬體制的過程中，將預警原則納入科技倫理教育中，或許可以成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足下或第一步。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說，「給我個支點，我將舉起全世界」。這句話後來為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所襲用，「給我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7] 果然，實驗室製造出來的電子電機和化工材料，讓台灣改頭換面，成為電子王國和塑膠王國，同時也成為汙染大國。或許，我們可以找到適當科技的支點，發動政變，讓台灣成為永續發展大國。

 

 

 

 

 

二、「法律管制論」的貧困[8]

    為什麼台灣環境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呢？有關此問題，台大葉俊榮教授上窮碧落下黃泉，幾乎已然窮盡法律制度的探討，而找出五種原因：一、權限劃分不清、協調不良。二、「非正式經濟」叢生。三、地方政治結構。四、不良的誘因與嚇阻效果。五、環保機關資源不足。他還提出三種可能的因應之道：一、充實地方環境主管機關實力。二、協商式執行。三、環境公民訴訟。

    如以安非他命的管制為例，台灣立法因為繼受外國法，翻譯成本不高，再加上喝過洋墨水者比比皆是，整部移植先進國家的毒品管制條例，其實一點不難。報章媒體上，常常會出現，警察破獲K他命集團，或是查獲哪個派對、哪個藝人吸毒。再加上各級學校的宣導，如高中春暉專案之反毒等等。我們很難說法律管制不努力、教育宣導端正社會風氣上還要更用功等等。不過問題還是沒解決，台灣毒品依舊泛濫，吸毒人口依就破百萬。問題的癥結，可能不在法律管制，如果比較美國經驗來看，我們輕忽了由技術物網絡所構成的基礎架構。美國自1973年以來，管制安非他命，禁止在一般感冒藥或保健食品（如減肥藥）中驗出安非他命。[10] 可是，我們台灣的感冒藥或減肥藥卻普遍還有大量的安非他命。任何高中畢業，略懂化學常識，只要到藥局買一大堆感冒藥和減肥藥，就可以躲在大樓公寓內，煉毒、販售牟利。再加上從國外走私進口的。安非他命藥源如此豐沛，取得如此簡易。台灣有關安非他命的法律管制，輕忽技術物網絡所構成的基礎架構，顯然註定失敗，而實際上也正是如此。

    又如以台灣對綠建築的倡導與管制為例。「台灣的建築產業耗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佔全國總排放量的28.8%（其中建材生產9.31%，營建運輸1.49%，住宅使用11.88%，商業使用5.94%）。」為解決此問題，根據洪靖的研究，台灣政府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推動節能減碳、永續科技、永續能源及永續產業，促成高環境品質及經濟發展之共享」。政府還鼓勵各種綠色科技的創新與發明，如：太陽能板、中水設施、自動化控制系統…等，以及各式各樣的「綠建材」。此外，台灣也在1999年發展了自己獨特、專門適於亞熱帶氣候的綠建築評估體系EEWH，並設立「綠建築標章」來為認證並鼓勵綠建築的興建。綠建築前景看好，環境問題似乎可獲得解決。可是實際上，十年下來，如下表所示，依舊停留在口號階段，台灣依舊是水泥叢林王國，新建案的綠建築比例不到千分之二。[11]

2004-2007綠建築相關統計（洪靖整理，資料來源：營建署、建研所）

年份	核發使用執照的建案數（件）	獲得綠建築標章的建案數（件）	綠建築數÷建案數
2004	32902	17	0.05%
2005	35271	42	0.12%
2006	37978	78	0.21%
2007	34797	74	0.21%
總計	140948	211	0.15%
* 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必須經過政府相關單位審核並取得使用執照，方有水電可用。

簡之，環境汙染事件層出不窮、毒品氾濫、高耗能建築充斥等等，在在見證了台灣法律管制的貧困，「法神論」者的不足。我們有必要另謀對策，轉移典範。

 

 

 

三、典範轉移：從法律管制到部署行動者網絡

    為什麼台灣污染事件會層出不窮？台灣「錢神」體制究竟何德何能，如此具有宰制性，讓我們實際上，上自總統，下自青年學子歌頌膜拜「壓榨勞工，踐踏土地」的偶像？我們又該如何發動政變，改寫憲章、改革體制呢？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s Network Theory, 簡稱ANT），或許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典範轉移，如何從法律管制轉移到行動者網絡管制或Lessig所說的基礎架構管制來。

    社會學總是著力於描述人類社會的權力關係。不過，他們對於此權力關係如何打造，如何變成這麼有宰制性的敘述，就非常不足。為什麼會這樣？拉圖說，傳統社會學太著重於人文層面，而把技術物或自然層面切開，這樣反而無法看到自然人文如何交纏共構成我們的現代社會網絡。他認為我們當研究的是人、技術物、自然現象與觀念的交纏共構的混種（hybrids）；而非像專家一般，武斷區分自然範疇與人文範疇，只研究某個自然現象或人文現象。自然、人文，兩端欲離愈遠，只是現代性武斷的區分，而其實我們從未現代過。如我們瀏覽一下谷歌新聞，同一版面會看到「法院介入調停，澳航周一部分復飛」、「70億人口時鐘只是象徵意義」、「強化雷射醫材技術」、「紐倫堡發明展」等等，混種網絡無所不在。他就在此問題性下，開展其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s Network Theory）。
 

    他以旅館鑰匙圈為例，簡要說明什麼是行動者網絡理論。旅館經理總面對不斷有粗心的顧客將鑰匙拿走，導致得換鎖、重打鑰匙，不勝其煩。於是，他在客房門口貼告示，請顧客出門前記得將鑰匙留下。成效還是不彰。於是他又命令，櫃檯提醒顧客，將鑰匙交還。然而，旅客交還鑰匙的比例還是不高。後來，經理採用了一項發明，將鑰匙後面連上一大塊鐵片，才讓此問題獲得解決。幾乎所有顧客都會將鑰匙交還，以免鑰匙鐵片弄壞口袋，破壞遊興。後來只有教授和懶洋洋的狗，無法遵守此規範。如果旅館經理對此還不滿意的話，可以在旅館門口安排警衛，逼迫教授和懶洋洋的狗就範，否則就用警棍毒打。

    我們或許會認為，旅館管理鑰匙取得宰制性成功的關鍵在於發明了一個技術物，鑰匙連上一大塊鐵片。然而，這只是表象。實際上，剛開始推廣時，如果只有鐵片，沒有書面和口頭告示，那一樣還是無法成功管理旅館鑰匙。之所以管理成功，是因為經理、口頭、書面、重量、不方便的鑰匙加成混種之後的結果。如果，我們都是靠經理，或單靠經理加口頭勸說，或是經理加書面勸說，或是經理加鑰匙重量，或是只有技術物，一樣都無法獲得成功。
    

    我們之所以會有技術物決定一切的幻覺，是因為當繳回旅館鑰匙成為社會風俗或顧客已被規訓之後，經理已經無庸反覆演示書面、口頭勸諭，而只留下技術物遺蛻。我們如果以H表示人（human），NH表示非人或技術物 （nonhuman），那麼現代社會之所以成功宰制，其實充斥著的是H-NH-H-NH-NH-H-H-H-H-NH網絡鎖鍊，而非只是人或非人。只是人的鍵結看起來像是社會關係；只是非人之間的連鍊看起來像是機器或機制。不過，我們有興趣的重點其實是社會關係與機器或機制之間的交纏的網絡。換言之，就拉圖來看，人與非人區隔、分開來看，並無法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特質；而只有研究其關係、混種與複合網絡，才會讓我們對現代社會有更好的理解。如我們只看到社會關係的話，就無法理解現代體制何以如此具有宰制性？而如果我們只看到技術物的話，就不知道此行動者網絡一開始是如何開展的，以及如何翻轉此宰制性體制的可能性。

    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如果我們將其拆解的話，它的元素其實和Lessig Model很類似。[12]旅館鑰匙圈案例中的門口告示近乎Lessig 的風俗習慣（norm）的培養；設置櫃台、旅館鑰匙附上大鐵片，近乎基礎架構；大鐵片造成不遵守規範的旅客的不便，近乎市場機制；而對付桀傲不馴的教授和狗，所用的警棍和警衛，類似刑法管制或行政處罰。換言之，就ANT看來，刑法管制或行政處罰只是邊緣性的，只有在窮盡其他手段之後，在只剩下極少數的「不法之徒」的情況下才使用的。在從「帶走鑰匙」到「留下鑰匙」的行動者網絡翻轉過程中，刑法管制或行政處罰甚至幾乎是可有可無的。

明乎此，從ANT理論和Lessig Model看來，為什麼台灣環境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執行赤字爆表的原因，就很簡單了：我們在幾乎只有法律管制的情況下（或許還加了一丁點風俗習慣養成），是不可能把「錢神體制」的行動者網絡翻轉成「人權體制」或「環境正義體制」的。如同，只有警衛與警棍，是不可迫使旅館所有旅客，乖乖交出鑰匙的。如同，拉圖旅館鑰匙圈的圖示中左派行動者網絡，在只有離散行動策略下，是不可能超越右派行動者網絡的。

簡之，後設的法律管制在解決台灣環境問題執行赤字上，是無能為力的。我們有必要從離散行動，後設的法律管制，轉移典範到風俗、市場、基礎架構和法律等加成混種，佈署「行動者網絡」來才行。

四、如何佈署行動者網絡？

    在污染處處、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和生物多樣性急遽喪失的現代社會中，我們該如何佈署風俗、市場、基礎架構和法律等加成混種，佈署使用適當科技的行動者網絡，來力挽狂瀾呢？

    面對此問題，拉圖展演的旅館鑰匙圈故事，畢竟太簡略，無法提供我們具體的策略。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歷史脈絡，從中汲取可用的資源。本文以下將簡介英國汙水處理的歷史，以搜索、汲取其中值得學習的法學資源與行動策略。
 

    如本文前引案例一，1854年，John Snow發明預警原則，並藉此原則，說服倫敦當局，封掉某水井。[13] 當該區霍亂嘎然而止之際，他除了首次實踐現代意義的預警原則之外，還說服了當時的人：飲用汙穢的水，可能致命。那時候，帕斯德的細菌理論還未出現，一般對病因都歸咎於骯髒的空氣，是為瘴癘理論。如黑死病肆虐歐洲之際，鳥嘴醫生的裝扮，就主要是用來隔絕瘴癘之氣。

    John Snow的汙水致病說，撼動了瘴癘理論，而且為後來的法國科學家帕斯德、德國科學家Robert Koch 再接再厲，發展為細菌理論。1865年，義大利科學家 Filippo Pacini找出病原霍亂弧菌來。儘管如此，1850、60年代，歐洲人還是沒有興建汙水處理系統或改善自來水系統，保障飲水衛生的決心。如1858年夏天，英國非常熱，熱到泰晤士河散發陣陣惡臭，成為倫敦歷史上有名的「大惡臭年」（Great Stink）。此惡臭甚至讓緊鄰河畔的國會議員無法上班，而宣布休會。但是，英國國會還是沒有編預算改善公共衛生，也沒草擬公共衛生法案。他們認為，愈好的政府是做事愈少的。什麼事情都該自由放任，其說詞為：「人們最討厭的就是被迫去清潔、打掃地板、粉刷牆壁、清理寵物糞便等等。我們寧願冒著得霍亂的風險，也不願意被迫採取行動。」

    不過，好運總會用完。1866年，倫敦自來水公司意外將霍亂疫區的水，供應到其他地區，不到幾個禮拜，倫敦東區就有七千多人死亡。女王夫婿威廉親王也死於傷寒。再加上德國工業勢力興起，企業家害怕其他國家會追上不列顛的富有。不列顛需要健康的勞動力，以維持領先法國和德國的地位。

    除了公共衛生知識增長，和霍亂殺人無視貴賤所造的恐懼之外，英國在1867年誰擁有權力，和如何使用權力的方式有了一些重大變革。在此之前，大部分有錢的選民告訴他們的議員說：國家絕不可通過強迫地方政府清理污穢和作污水處理的法案。他們有兩大理由：一、他們害怕這種新法案會使得他們要繳更高的稅，來做自來水管和下水道等。二、他們認為，如果由納稅義務人照顧窮人，那麼窮人就永遠學不會用自己的腳跟站立，學不會自己照顧自己。國會在 1867 年通過改革法案（Reform Act），使得在城鎮工作的工人有投票權，可以選擇自己的國會議員和市鎮官員（councillors）。在此之前，只有有錢人才有投票權。所以國會議員和地方政府官員通常只會注意到取悅有錢人，而忽視窮人福祉。1867 年的改革法案將此情勢逆轉。現在國會議員和地方政府官員也要懂得取悅窮人才行。

    就在知識成長、恐懼滋長和權力成長的情況下，1872年英國首相終於體認到：「乾淨的空氣、乾淨的水和居家衛生的檢查。這些事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畢竟，首相最該優先考量的就是人民的健康。」為了爭取窮人的選票，英國國會終於在1875年通過公共衛生法案：一、所有地方政府必須認命一位公共衛生官員（medical officer）。二、地方政府必須對污水處理、水源供應、垃圾收集、街頭照明、公共廁所、公園負責，而且還要檢查食品衛生。三、所有的新房子必須有自來水和適當的廁所、排水溝和污水處理設備。此後，倫敦公共衛生條件改善，市民終於擺脫霍亂大規模流行的恐懼。

    我們如果用Lessig Model來觀察公衛之父John Snow致力於改善倫敦公共衛生條件的行動綱領。風俗習慣，相當於市民逐漸認識飲用汙穢的水會致命的知識增長。市場機制，相當於英國企業家恐懼自己也得霍亂，也擔心工人健康太差會導致自己財富流失的恐懼滋長。法律則相當於市民在1867年後擁有選舉權的權力成長。基礎架構則相當於汙水處理系統，亦即所有房子必須有自來水和適當的廁所、排水溝和污水處理設備等等。表面上看，此案例與鑰匙圈相較，法律反而居於基礎架構之前，或是說先有人文的基礎架構，民主機制，而後才鋪設了解決公共衛生難題的物質基礎架構。不過，實際上在旅館鑰匙圈的例子中，行政法或命令還是先導，因為有經理命令，才會採用附上大鐵片的鑰匙。而在圖二的說明中，在沒有經理的情況下，單是技術物或基礎架構的鐵片鑰匙圈，其實能擴展其網絡的效率幾乎最差，僅稍優於只有經理一人，而連命令、告示和鑰匙圈都沒有的情況。
 

    簡之，試圖扭轉行動者網絡的行動綱領，必須是像英國1875年的公共衛生法案一般，有人（公衛官員）、有體制（市政府）和技術物網絡或基礎架構的加成混種。單是只有離散的人單打獨鬥，或是莫名其妙的技術物網絡或基礎架構，在發動政變、轉換憲章或體制的效率是不彰的。

    如果我們進一步比較John Snow的憲章轉換行動綱領跟台灣目前有關永續發展的法律管制的話，不得不令人感概。我們往往引入世界最先進的法律，如追求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原民法和植物種苗法、試圖節能減碳的綠建築規範等等，可是卻沒有一套翻轉網絡或體制的行動綱領。如號稱要「永續發展」的三大科學園區，哪個主管是公衛背景出身？哪座新廠房興築是確定連上適當的汙水處理系統呢？

    我在讀高中時，台中一中慎思樓正在挖地基，準備大興土木。那時剛好日本葺和高校來訪，他們很訝異的跟我說，在日本都是連通下水道或汙水處理系統的管線做好之後，才開始挖地基蓋房子的，為什麼台灣學校所挖的地基中，卻看不到任何管線埋設的痕跡呢？原來台灣是胡亂蓋好房子後，才再設法解決汙水處理的問題。結果，台中市的新房子、新校舍還是大部分沒有接管，還是乾淨水和骯髒的水沒有區分、處理，就排到地下水層去。可以想像的是，公衛問題會隨著台中市人口增加而如影隨形。我讀高中時就發生某國小集體得痢疾的案例，因為學校沒錢付自來水費，小學生用地下水刷牙。而台中一中也發生學生集體罷上游泳課，因為池水有異味。後來學校請中市衛生局的人檢驗游泳池水，發現大腸桿菌超標非常嚴重，簡直是化糞池水，才又緊急鑿深井到地下數百公尺，讓學生恢復上游泳課。
    

    台中市台中一中如此，三大科學園區能例外嗎？今天科學園區的工程師不喝自來水，而買國外進口礦泉水或台灣山泉水作為飲用水，早已不是秘密。清華彭明輝教授用自己的經驗見證，說「以前在清大每當豪雨之後就會看見湖裡魚群大量死亡，連續好久都這樣，大家終於知道有人在上頭排放有毒的東西到雨水裡。」當時地理位置比清大高的單位那時只有三個：交大、一個軍營，和新竹科學園區。後來傳出消息：用豪雨時將有毒廢水排進排水溝，其中一部份順雨勢流到清大。「清大距園區那麼遠，湖裡的魚死那麼多，雨又那麼大，你可以想見排出來的毒物有多毒，量有多大。這些毒物，進了海洋，進入蚵仔和魚的體內，然後回到我們的身體裡，和竹科工程師的身體裡。有一部份則是進入稻田，回到清大和竹科的自助餐廳裡。」而依據筆者跟台積電工程師訪談的結果也是跟台中一中蓋大樓一樣，或蘇嘉全蓋農舍一般，先挖好地基，蓋好房子再想如何處理汙水和工業廢水。
 

    總之，因為我們對公共衛生、對技術物網絡或對基礎架構的忽視，電子業造成嚴重的地下水汙染事件，如A Civil Action (Woburn Case) 和RCA案在台灣並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五、結論：台灣科技倫理教育亟需納入預防原則

    台灣RCA案的爆發是因為跨國公司，因應台灣工資上漲、環保意識抬頭，準備前往大陸設廠之際，在台灣的資深經理不滿被惡意資遣，在1994年向立委趙少康爆料：RCA違法大量灌注有機溶劑廢水到地下水層去。環保署隨即成立專案小組調查，發現其地下水三氯乙烯濃度高出飲用水標準數百至數千倍。

    更令人怵目驚心的是，RCA將廢溶劑打入地下，並非RCA廠商比較「不肖」，比較沒有良心，實際上，台灣迄今都沒有足夠的有毒廢溶劑處理設施。在2010年七月昇利傾倒有毒廢溶劑，污染高屏溪之後，昇利作為全國418家廠商委託的有毒廢溶劑處理業者，被勒令停工。廠商頓失白手套，在國內根本沒有其他廠商可以接手處理的情況下，廢溶劑暫無去處，結果由工業局出面租場地，儲存廢溶劑。當中，急得跳腳的是竹科的半導體產業和光電產業，因為他們是有毒廢溶劑的最大製造來源。

    RCA將廢溶劑打入廠區的地下，而竹科則是透過將廢溶劑處理外包的方式，買一隻手幫他倒垃圾，當然，這不僅是RCA和竹科的問題，台灣從六O年代發展工業以來，事業廢棄物的數量直線上升，而處理措施量不成比例，即使妥善處理，後續的最終處置和大量放置都可能再造成環境污染和健康危害。以引起輿論關注的昇利污染高屏溪為例，往上僅抓到長興化工，而難以追到全國418家工廠，隨後，長興化工也復工了。

    在新聞裡，幾乎每天都可以發現有毒事業廢棄物的隨地棄置，難找到兇手；並且根據環保署的調查，已認定全國126處有毒廢氣物棄置場地，待處理和清運，處理的價格是天價，技術難度很高，幾乎無從處理起並確定很多地區是高致癌地區。就像RCA污染的廠區和土地一樣。從RCA的廢溶劑違法打入地下，到現今的竹科廢溶劑儲存放置，可以證明台灣這麼多年以來，廢溶劑同樣都沒有處理。而廢溶劑造成的地下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以及致癌健康危害，是長遠而難以處理的。

我們可否像John Snow 一般，發現霍亂與飲用某水井高度相關之後，封掉該水井；我們發現廢有機溶劑與鄰近居民致癌風險高度相關，再加上台灣沒有處理廢有機溶劑的基礎設施，封掉台積電、封掉三大科學園區甚至封掉台灣電子產業。

依據預警原則，這是站得住腳的。

    很可惜的，台灣的政客背叛了我們。上自總統下自三大科學園區的各級官員，只會和電子業者杯酒言歡，不敢得罪電子業大老，為庶民、後代子孫發聲。台灣的工程師們背叛了自然與這塊土地，成千上萬的工程師漠視自然、土地呻吟，而不為其發聲。他們連台灣的自來水都不敢喝，腦子裡盤算著的卻是賺更多的錢，然後舉家移民到澳洲、紐西蘭或加拿大。在此雙重背叛中，政客背叛人民，科學家背叛自然，我們的出路在哪裡？

 

體制已經崩潰，否則不會有雙重背叛。就像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政府體制已經崩潰，否則不會放任霍亂橫行一般。解決此雙重背叛，我們或許跟英國一樣需要知識成長、恐懼滋長和權力成長。我們首先需要有台灣的John Snow，讓大家知識成長，改變風俗習慣。

    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有效率的體制轉換的起點是旅館經理，是人。我們永續發展新體制的起點，應該還是人。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技術物往往也無濟於事。舊體制的擁護者，往往說「論事不論人」；其實，轉換體制，論人甚至重於論事。因為風俗厚薄的關鍵就在於一、二人心之所嚮往。台灣的大問題在於，沒有永續發展體制的「人」。舊體制的政客與工程師都是過客心態，他們的小孩很多是美國籍在國外念書。我們不能倚靠他們幫我們代言、幫大自然發聲。孟子說得好，「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新體制需要成千上萬個John Snow，我們現在如果不從教育著手，培養人才。永續發展體制的孕育，一樣會終身不得。

總之，試圖突破讓台灣環境從根爛起、深深中毒的體制宰制，發動阿基米德式政變，建構新行動者網絡，或許可以成為解決方案。而在重擬體制的過程中，將預警原則納入科技倫理教育中，或許可以成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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