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算是國際上因應氣候變遷的優等生。不僅向來是《京都議定書》的大力推手，在國際上、歐盟內的溫室氣體減量成績斐然，在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的減排成果超過原先承諾的目標。

英國最主要的氣候變遷立法是2008年的《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 2008），具有強制性，是全國性的立法，主要就程序、權責及組織事項進行規定，實際管制事項則授權管制機關做細部規範。《氣候變遷法》設定了2050年的減量目標，建立碳預算系統，提供設置排放交易機制的基礎，也包含了能源與調適等方面的規定。

在組織方面，英國整併能源與氣候變遷事務，成立「能源及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作為主要事權機關；另設置「氣候變遷委員會」（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委員會性質像是諮詢研究機構，但所提出的報告對於氣候變遷的法律與政策有絕對性影響；委員會下再設「調適次級委員會」（Adaptation Sub-Committee），專職調適議題的研究。氣候變遷委員會由氣候科學、經濟、能源、財務等領域的專家組成，具有專家政治的色彩。與談的蕭代基研究員分享：英國的官員曾說，英國氣候變遷政策的秘密，就在於氣候變遷委員會撰寫氣候變遷報告，以專業代替國會監督政府。但此種專家委員會是否會有專家政治的民主赤字疑慮，以及被操控的危險？與會的周桂田教授認為：臺灣的專家政治固然常有此種詬病，但英國的民主傳統素養深厚，專家較能尊重民主發揮專長，也受到人民的信任。

近來，英國的氣候立法與政策重心開始轉向調適議題。氣候變遷委員會的負責事項即包含氣候變遷的風險評估與管理，調適次級委員會的設置也顯示對調適議題的重視。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報告以及國家調適計畫必須定期更新。根據國家調適計畫，英國對重要基礎設施進行全面體檢，政府並有權要求相關事業及組織呈報對於氣候變遷風險的因應能力。英國也落實多層次治理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諮詢溝通及資訊交換，例如有地方政府諮詢會議，作為由下而上提供中央決策所需資訊以及溝通協調的機制，對需要因地制宜的調適措施有所貢獻。

施文真教授則補充英國的氣候變遷財務與經濟誘因機制。英國自2001年起從電費及瓦斯費對消費者附加課徵氣候變遷費（climate change levy），所得用來成立非營利企業Carbon Trust，作為氣候變遷的諮詢與技術機構，目前在國際上相當具有公信力；特別的是，能源密集產業若跟政府簽訂氣候變遷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自定節能目標，則可以減免課徵。英國2000至2002年也以政策開始推動自願性的排放交易機制，目標除了減碳之外，也希望倫敦成為世界的碳金融中心；至2006年時，剩下歐盟的排放交易機制繼續運作。2008年以後，英國才立法建立排放交易的法律基礎，並要求公部門也加入。

整體而言，英國的減量措施大量依賴經濟誘因，同時採用豁免、類似退稅的”revenue-neutral”等方式，獎勵自願採取措施或達成目標的企業。葉俊榮教授特別注意到氣候變遷協議的部分，認為這符合英國近年來大量使用mass contract取代傳統行政措施的趨勢，也表現出氣候變遷「從政府到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的公私協力可能性。蕭代基研究員則補充：英國有”carbon price floor”的制度，使未參加歐盟排放交易的企業也必須面臨同等的最低碳價。蕭研究員也指出：氣候立法與政策應該著重在以誘因促進減量本身，誘因的給予上要小心，否則企業可能會舞弊、做更多壞事。周桂田教授則提醒：公私部門之間的協商、協議雖作為經濟誘因與治理的一環，但必須注意公民監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