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紀錄 】4/18「世界中的臺灣：從國際人道/刑事法到國際環境/生物多樣性法」
臺大環續中心與公法中心於4/18（四）在臺大法律學院舉辦精彩演講，以「世界中的臺灣：從國際人道/刑事法到國際環境/生物多樣性法」為主題，邀請政大創新國際學院的張佳康（Kevin Chang）教授及環續中心訪問學者Ann Madding律師，分別從國際人道法/刑事法與國際環境法/生物多樣性公約等角度，分析臺灣在現行國際法體系中存在的諸多重要議題。一方面，自1971年以來，臺灣面臨關於國家地位的複雜問題，使臺灣在參與國際協議與國際組織的可能性受到劇烈影響。另一方面，從國際現實的運作來看，隨著近年來中國軍事侵略的日益增加，以及全球環境與氣候的逐漸惡化，長期無法以會員國身分參與國際組織及條約臺灣，究竟可以如何應對這些複雜挑戰？或者是否有突破的可能？
張教授首先強調了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在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中，有著關鍵的作用。儘管臺灣被排除在某些國際框架之外，然而仍然應該採取積極措施加強臺灣的主權地位。其中，「國際刑事法庭（簡稱ICC）」可以作為臺灣未來著力的管道。張教授指出，ICC與許多需要會員國批准入會的國際組織不同，它是透過締約國批准《羅馬規約》（Rome Statute），而將其納入管轄權的法院，這個特色提供了臺灣的加入國際運作一個潛在的途徑。從而在此之下，臺灣納入ICC管轄有兩種可能的途徑：批准羅馬規約成為成員國，或者自願接受法庭的管轄權而無需正式成員身份。不過，兩種方法有其各自不同的利弊權衡及對於法律層面的影響，臺灣則需要審慎考慮自身利益與量能。
為了進一步說明此種管道對於臺灣的可能助益，張教授指出臺灣若加入ICC，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國際聲譽之外，也得以藉此機會進行法律制度上的檢討與修改，讓內國的法治環境與國際社群一致，提升臺灣自身的人權保障。此外，加入ICC也可以成為一個有效對抗潛在威脅的手段，從而強化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張教授也認為臺灣的加入對於ICC而言也有誘因存在。由於ICC目前在亞洲地區仍面臨著批准率較為低落的情形，使得臺灣作為亞洲的一員，其加入可以提升ICC在亞洲的能見度。若從亞洲整體區域發展的角度，有鑒於中國惡名昭彰的人權問題，以及考量加入ICC後可能面對的究責問題，也降低了中國加入ICC的意願及影響力，而對於其他亞洲國家，再考量到臺灣的戰略位置與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動態，臺灣仍有一定的機會得以加入ICC。
接著，Ann Madding教授從國際環境法的角度，梳理臺灣處境的動態轉變。1990年代，臺灣在國際環境公約方面的角色仍然模糊不清，然而在1992年，臺灣因為一段關於犀牛貿易的影片被公開播出，隨即因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而受到國際制裁，以及美國的貿易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臺灣並非CITES的締約國，但因為國際環境法獨有的特性，非締約國仍可能會受到公約相關義務的約束，以及國際上對於違反公約者的相關制裁措施。該起事件後，臺灣採取了「自願遵循」的路徑，使內國相關法律與國際環境標準一致，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與實施。雖然臺灣往往無法直接參與環境相關條約的討論，然而另一方面，臺灣也正是在此種環境中，被迫提升自身的環境立法與環境保護，使得國內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獲得改善。
最後，Madding教授提出了國際環境法的幾項特色，得以進一步成為臺灣未來突破目前國際地位的著力點。首先，相較於其他國際法領域，國際環境法具有強烈的「去中心化」特性。以目前來說，國際上即約有3700個國際環境法相關協議，提供臺灣相當多的空間與機會可以做出貢獻。其次，由於國際環境法的進展高度依賴「科學研究」，也讓臺灣可以透過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氣候變遷、國際環境或生物多樣性等領域提供協助，提升臺灣在國際環境領域的聲譽與重要性。此外，由於次國家團體在國際環境法領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若臺灣強化其與非政府組織或環境保護團體的合作，一方面展現出臺灣在環境領域的高度重視，更能夠藉以建立國際支持，增強臺灣在應對全球環境挑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