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在5/20（三）特地邀請到臺大風險中心主任、國發所教授周桂田老師分享於2025年出版的新書《Taiwan in Net-Zero Transit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alism》（臺灣的淨零轉型：東亞發展型環境主義視角），探討臺灣在推動「淨零轉型」（net-zero transition）中的進展與挑戰。該書的核心在於分析臺灣（乃至於日本、南韓）在面對 2050淨零排放目標時，如何受限於傳統「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結構遺緒。周教授指出，淨零不僅是修辭（rhetoric），更是臺灣能否突破過去發展主義路徑依賴的轉型關鍵。
一、發展型淨零主義（developmental net-zeroism）
周教授指出東亞國家（日、韓、臺）傳統上傾向於優先考慮經濟成長，而忽略環境與勞工問題。同時，臺灣的氣候治理也受到地緣政治與產業經濟（全球製造業供應鏈與碳定價制度）的交織影響。在這種模式下，決策過程往往由中央政府主導資源分配，排除公民社會的實質參與。另一方面，臺灣過去的經濟成長建立在對環境與勞工權利忽略的基礎上，如後勁、六輕、林園事件等案例，形成了一種跨世代的「犧牲」結構。這種結構導致了長期「嵌入式不信任」（embedded distrust），使當前能源轉型在地方社群面臨巨大阻力。
二、臺灣淨零轉型的外部與內部壓力
1. 全球供應鏈的驅動：周教授指出，臺灣推動淨零的核心動機並非全然來自國內民主驅動，而是來自國際供應鏈（如Apple公司）的硬性要求，形成一種所謂的「隱形革命」，迫使企業為了生存必須轉向低碳模式。
2. 碳鎖定陷阱（carbon lock-in）：臺灣存在強大的「技術制度鎖定」（Technological-Institutional Complex, TIC），高碳產業與電力補貼制度（如低電價、低水價）緊密結合，形成利益集團，阻礙了碳稅與能源稅的實施。
3. K 型經濟與區域不平等： 隨著半導體與 AI 產業的擴張，臺灣呈現 K 型發展，高科技業與傳產之間、台北與中南部工業聚落之間，在產值與環境負擔上產生極端不平等。數據顯示，前十大溫室氣體排放鄉鎮（如麥寮、龍井、小港）即佔全國排放量的 61.86%，顯示碳排放高度集中於沿海工業區，造成嚴重的區域健康與社會不平等。
三、治理現狀：官僚式決策集中與溝通赤字
1. 官僚式中央集權（bureaucratic recentralization）：儘管臺灣的民主轉型已有相當成果，但在氣候決策上仍存在「官僚集權化」傾向。周教授也指出許多「諮詢委員會」或「共識會議」往往流於形式，缺乏實質的權力或影響力，學者與公民團體的意見時常難以進入決策核心。
2. 跨部會協調瓶頸： 淨零轉型需要高度整合，但目前行政體系缺乏強有力的跨部會統合機制。例如在能源轉型 2.0 中，光電、風電、地熱的發展常因地方溝通不足、農地爭議或部會權責不清而卡關。
3. 碳定價與市場端的推拉：臺灣在推動碳費與碳稅過程中，多次因產業壓力而延遲。周教授觀察到，儘管大企業在 ESG 報告上表現亮眼，但當實質的碳費徵收來臨時，產業端與經濟部的保守勢力仍會產生強大的拉扯。
四、民主法治與發展型國家的對話
周教授進一步和與會的法律學者進行學術對話。臺灣的民主憲政與法治深化事實上已對發展型國家產生影響。近年來，行政法院在環境訴訟（如光電開發、原住民土地權益）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司法程序擋下部分不當開發，這使得官僚體系的快速發展模式受到挑戰，雖然過程變慢，卻也可以說是法治國家的展現。此外，從制度設計的面向，應更強化決策程序與諮詢會議的實質功能，建議應引進如美國的《聯邦諮詢委員會法》（FACA），將委員會的組成、運作制度化，以確保專家參與和決策透明度，而非由政治需求隨意找尋「官方專家」，也讓整個過程的透明度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