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管制手段的政策分析

辛年豐*

 

人類社會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展之後，對環境造成高度的破壞，也產生許多的污染，經過日積月累的結果，使得當前我們所面對的污染問題更為嚴峻，除了對環境的直接破壞及污染之外，也因開發過程的過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並對全球氣候造成影響，也釀成不小的災害。為了因應這樣的問題，許多國家簽署了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並本此公約訂定了京都議定書，確定了在全球的層次下，以「排放權交易制度」做為碳排放的管制工具。然而，這樣的管制手段是否適合目前的臺灣加以運用？乃至於臺灣為因應國際的趨勢，也有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的立法芻議，但這樣的立法與其他既有的環境法規之間的關係，如從法政策面加以考量，其適當性也有進一步考量的空間。

 

碳排放的多種管制工具

在現有的環境行政管制當中，有許多的管制手段，其中採用經濟誘因的管制手段，除了有課徵能源稅及環境公課兩者之外[1]，還有採用總量管制的方法，及補助及預先支付回收金的制度[2]。由於能源稅及環境公課都是國家向人民收取一定額度的金錢，具有相似性；而總量管制則為人民之間就國家所定排放量依市場機制進行交易，而使該排放量在市場上做最有效率的發揮，與國家向人民收取稅賦相較，是為追求同一目的，完全不同的做法，而可進一步比較兩種制度的良莠。因此，本文在此僅針對能源稅、環境公課及總量管制這三種管制手段加以討論。

所謂「能源稅」，是透過課徵一定稅收以反應邊際使用者成本，其所反應的代際間的外部性及人類使用能源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主要的目的並非在反應環境外部成本；反之，環境公課則在反應環境外部成本，因環境外部成本與污染物排放量有直接關係，而與能源使用量的關係較弱，因此，以污染物排放量為稅基的環境公課來反應環境的外部成本[3]。而「總量管制」，則指在一定排放量對環境有助益的限度內，由國家設定最高的排放量，而使該排放量具有一定的市場價格，讓各個主體就這些排放量進行交易[4]。在現有的空氣污染防治法中，也都採用這些管制工具；而在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的設計當中，則延襲京都議定書的機制，採總量管制的手段做為管制工具。然而，在現有的這些排碳量的管制工具中，在法政策上，究竟要如何安排，較符合我國需求，也有待進一步討論。

 

管制工具的選擇

就以上採用能源稅、環境公課及總量管制的手段來達成減少排碳量的目標，在法政策上，究竟要如何安排較符合臺灣需求？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代基教授主張基於「避免兩者同時執行將產生競爭效果」、「課徵碳稅對象較為全面」、「碳稅所可含蓋的範圍較廣」、「以稅為管制工具適合短期管制，以總量管制為管制工具適合長期管制」、「碳稅所蒐集的資料有助於將來排放量交易資料庫的建立，簡少交易成本」等理由，認為因碳稅交易成本低，排放交易的交易成本高，故臺灣應採取「碳稅先行，排放交易後行」的策略。如此的策略思考，固然與臺灣特有的國際地位有所關聯，而認為我國短期之內不一定會受到國際公約的直接拘束；然而，本文以為這樣的策略似有再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固然，本文不否認兩種管制工具同時進行會有競爭效果，但為何基於這樣的理就要犧牲掉排放交易的管制工具，是有待從其他理由的檢討得到進一步答案的。首先，本文當然不會否認課徵碳稅的課稅主體較為全面，所可含蓋範圍也較廣，但這也是採用「稅」做為管制手段本質上的必然，當採用「總量管制」做為管制工具時，本來就會有範圍較窄、對象較少的問題。詳言之，這兩種管制工具本來就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與範圍，當有總量管制的制度時，需要排碳的事業體，就必須有一定的排碳量才能維繫其事業的生存，不會因此就使碳稅的課稅主體縮小，也不會因此縮減課徵碳稅的範圍。簡言之，採用總量管制並不會影響到課徵碳稅的範圍與課稅主體，故以此理由說明現階段臺灣不適合行排放權交易制度，並不見得妥當。又即便這樣的理由有道理，但這本身存在著一個內部的矛盾關係，亦即，同屬碳稅範疇的能源稅及環境公課，也同樣有課徵範圍大小的問題，通常，後者僅限於固定的事業體才有可能需要繳交環境公課，以回饋該事業體對於環境的傷害。因此，環境公課的對象及範圍當然遠比能源稅為小，如以課稅主體小及範圍窄做為「後行」的理由，是否也因此要認為環境公課的課徵要先暫緩。但實際的情形是，在我國目前的環境法規中，環境公課的制度業已於空污及水污等領域施行，但並沒有產生什麼問題。

同樣的，以管制工具適合長期管制或短期管制也有類似的問題，因臺灣社會的運作本來就是要追求長期永續的發展，這兩個管制工具並沒有階段的問題，採用長期的管制手段並不會妨礙短期管制手段的施行。因此，以此做為目前不進行總量管制手段的理由並不充分。再者，碳稅所建制的資料有助於降低交易制度的建制，這也是可以從制度面解決的，因目前的空污法及水污法，就排放權制度的運作也具有一定的基礎，相關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建置，應不至於因沒有經驗而無法運作。又即使有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在行政組織做適當的設計，讓碳稅課徵與排放權交易隸屬於同一行政機關或單位，使兩制度的運作有相同的資料庫可以互通。如此一來，更可降低機制建立的成本，同時，也可讓這兩個制度同時運作。

而採用總量管制的手段，除了是京都議定書所採用的手段之外，在國際上諸多國家多已奉此機制進行行政管制，如日本於1998年制定了地球暖化對策促進法，並於2002年及2005年因應京都機制做了修正，都為了可以做排放權交易而準備[5]。如此的世界潮流鄭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國如也能運作同樣的制度，在將來勢必較能與全球環境管制的潮流接軌。否則，一旦我們的制度較為落後，將來施行時也將必須付出更多的學習成本，同時，在國際交易市場及國際貿易上，也可能因此處於弱勢的地位，所要付出的代價恐怕將會更高。在制度上，本來碳稅及總量管制就具有不同的功能，兩者並不具有當然的互斥關係[6]。因此，為了可以達成各自的制度目的，本文以為在政策考量上，當以碳稅與總量管制兩者併行為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