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學生短評精選-陳家慶
*本文為回應11/09李玲玲教授<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11/9演講心得
回復生物多樣性的本土實踐與國際挑戰
法律學系法學組 四年級 B95A01150 陳家慶
一、前言
11/9台大李玲玲教授蒞校演講，以「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為主題。隨著全球暖化的加速以及幾無節制的人類開發，全球各地的生物多樣性遭受嚴重的破壞。在農業、漁業、居民健康等層面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生物多樣性公約，作為國際社會應對此一危機的國際建制之一，提出了「維護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惠益均享」等原則。約堡會議亦倡議「積極採取適當措施，於2010年停止全球、區域、國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2010年將至，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人類仍有許多待改善的地方。李教授的演講，讓我們在這個議題上有了許多新思維與思考方向。而筆者對此議題所想問的是，除了「停止喪失」之外，人類是否能有更積極的作為去「恢復」當地原有的生態系？停止喪失是阻止未來可能發生的損失，而恢復則是進一步地去挽回人類過去犯下的過錯。以下將藉由台灣保育濕地的實踐以及鹹海問題，分別就本土以及國際兩個層面探討。
二、台灣恢復生物多樣性的努力──以濕地復育為中心
行政院「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分項目標其中一項即是減少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濕地的復育即屬其中成果。台灣西南沿海低溼，自古以來多為潟湖，如台江內海、倒風內海等等。隨著淤積漸漸變成濕地、泥灘而後被改為魚塭，紅樹林、鷺鷥、魚類等生物往往因此而滅絕。近年來台灣積極將漁塭、現有廢地改為濕地，已恢復當地生機；前者如高雄援中港濕地[1]，原為魚塭，後經軍方收回並捐給地方為紅樹林濕地公園之用。後者如高雄半屏湖濕地，[2]原為台泥公司之沉砂滯洪池，後經規劃為半屏湖濕地公園，與其他濕地串連成高雄濕地生態廊道。這些經復原（或是新規劃）的濕地，原有的生物多半回來了，可謂有初步的成果。
探究台灣在濕地保護有初步成效的原因，除了政策支持以外，台灣在產業上並不非常倚賴養殖漁業，因此面臨的阻力相對而言較小，若養殖漁業為台灣經濟命脈，是否得將漁塭恢復為濕地不無疑問。再者，就台灣的濕地生態而言，其並未越過所謂的”Tipping Point”，也就是生態系組成已經瓦解，組成與功能也大幅改變，如巴西雨林退化為疏林草原。台灣並沒有跨越這個the point of no return，雖然經過人類開發的破壞，但在全國仍然有許多既存的生態系，生物遷徙的廊道雖然被影響，但只要我們即時恢復部分環境，仍然可以取得成果。例如援中港濕地就曾經出現過黑面琵鷺，七股濕地即為我們的既有生態系，可作為恢復生物多樣性的基礎。
三、國際合作恢復生態系的挑戰──以鹹海為例
鹹海，自1960年蘇聯政府修建分流阿姆河與錫爾河至沙漠地區的運河，以建立龐大的棉花生產以來，鹹海的面積只剩下原本的10%，其中南鹹海的海水含鹽量更是一般海水的兩倍，造成當地生態系完全崩潰，連帶導致漁業崩潰；流入鹹海或是週邊原有農地的大量殺蟲劑、化學農藥殘留，也因鹹海乾涸導致的沙漠化而暴露，隨著狂沙把有毒物質吹往人類居住地區，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3]
鹹海的案例，很明顯越過了Tipping Point，當地的生態系已經完全崩潰。而要減緩此一趨勢，最根本的辦法便是恢復阿姆河以及錫爾河原本流入鹹海的水流量。這勢必衝擊南中亞一帶棉花的生產，而棉花等農業佔烏茲別克GDP達24%(2006)[4]。另一個鹹海的臨國，哈薩克可以憑藉石油生產滿足國民生活需求，從而有餘裕進行北鹹海的復育，耗資6.2億美元阻隔南北鹹海，以擴大境內北鹹海的水量。若是烏茲別克想如法炮製，例如放棄棉花生產，改種小麥以減少農業用水，所衝擊的將是2761萬國民的產業模式以及生計。從而其甚至主張增加用水，不過他們也將無水可用了。
從鹹海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分以下幾點觀察停止喪失，甚致恢復生物多樣性所遭遇的挑戰：
- 國內產業無法配合
如上所述，台灣將漁塭換成濕地，可以憑藉的產業優勢是農業不是台灣的主要產業，並不擔負著國家發展的使命。反觀烏茲別克，若要增加阿姆河的水流量，勢必要減少國內用水，所來開刀的就是攸關24%GDP的農業。烏茲別克的棉花在世界上居第四位[5]，還希望增加生產以賺取外匯。要其輕易放棄該項產業殊非易事。
- 即便國內產業配合，也有其執行上困難
當然，若是以渠道現代化等措施來減少農業用水，對於恢復鹹海也是不無小補，然而，渠道現代化至少要花費160億美元，各國不是沒有經費就是沒有意願[6]。若是回到前蘇聯時代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法：引進西伯利亞地區河流的水來充實鹹海。姑不論其對於中亞地區可能帶來的新的衝擊，例如水流改變後西伯利亞以及中亞生態系的改變等等，就現在中亞分立多國的情勢看來，其可行性也是備受質疑的。
- 國際合作難以推展：
因此，可行之道或許是訴諸國際合作，藉由國際社會的力量聚集資金、技術與人力來改善鹹海的情形。然而，現行國際法並無法對於破壞生態嚴重的國家進行制裁，況且該國可能亦無從改善，例如烏茲別克可能需要放棄其全球第四大的棉花產業。該國犧牲鹹海地區週邊的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共和國(Karakalpakstan)來維持現在搖搖欲墜的產業結構，雖說是殺雞取卵，但國際社會至今仍然無法找到一個兼顧當地居民生計以及鹹海復育的方案。
此外，不企求單一國家的解決途徑，藉由中亞各國的合作，似乎也有可能。但以前述引進西伯利亞河流地方案為例，俄羅斯願不願意將水資源分給烏茲別克將是一個問題。俄羅斯雖然在中亞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現今該地局勢似乎並沒有讓俄羅斯需要特別去為此一行為的誘因，況且此計畫必須經過哈薩克，中亞各國雖然感情不差，但要如何建構一個三國均可互利的方案又是一大問題。
生物多樣性公約雖然有一目標是「惠益均享」，但在一方自掃門前雪（哈薩克），另一方不願改變現況（烏茲別克）的情況下，要如何利用並無強制拘束力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來改善鹹海問題，在國際間的折衝樽俎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結語
與鹹海相比，台灣可謂幸運，生態系的破壞尚未到達the point of no return，現在及時採取措施還來得及。但以鹹海為例，我們看得到國際上仍無具體明確的跨國改善機制。現行可行的解決之道，或許是將不同的國際公約整合處理，結合WTO等對國家較有直接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利用不同議題的溝通與交換，逐步建立一個週邊國家均可接受的鹹海改善方案。此外就是利用現有的國際機制，如國際合作救助等等，對當地進行「急救」，如協助灌溉效率、進行醫療救護以及當地居民照護等等「輔助」措施減緩鹹海消失所造成的損害。但若要進一步去中止生態系的崩潰，甚至恢復，恐怕還需要更為細緻的國際合作與更完備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1]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http://www.wetland.org.tw/kh/uanchaun/index.html查閱時間：09.11.16
[2]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http://www.wetland.org.tw/newweb/restore/BanPingLake/index.htm查閱時間：09.11.16
[3] 科學人雜誌2008年第75期5月號 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1187&CL=18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Uzbekistan#Economy 查閱日期: 09.11.16
[5] 烏茲別克國際塑橡膠及化工展展覽簡介http://tw.asiamachinery.net/exhibition/detail.asp?Exhibition_Code=FPLSUZ2009&Country_Code=UZ&Category_Code=PLS
[6]科學人雜誌2008年第75期5月號 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1187&CL=18
學生短評精選-辛年豐
別說「左右為難」！
─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智慧財產權制度
辛年豐*
生物多樣性公約於1992年簽訂，其目的一在於確保本於遺傳資源利用所生利益公平分配。本此，由於傳統文化習慣的生物資源利用習慣有助於生物物種的保護，故針對住民傳統生活文化設定智慧財產權機制，以求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可以獲得庇蔭。本來將遺傳資源當成公共財並賦予其一定地位的「已開發國家」，及管領遺傳資源而獲得利益的「開發中國家」，兩者間本有對立的情況。此等機制可以說是以「右派」的智慧財產權機制，來彌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所帶來的貧窮問題，如能有效運用，確實是平衡了左派及右派的主張。但本文以為事實上卻是一個難以達到的目標，對此，我們或許可分為「技術研發」及「回饋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智慧財產權機制
(一)技術研發階段
為求兩者的調和，其結果在公約中肯認智慧財產權的同時，也肯定領域國對遺傳資源的主權，其利用也遵從該當國家的內國法，並服從領域國的許可，且事前對領域國提供充分的資訊並得其同意。公約締約國在遺傳資源領域國對遺傳資源的開發研究，也應在該國家充分參與下努力實施，所得的研究成果及利益也應依「公平與最佳條件」分配給開發中國家，並得到雙方的合意。是以，該制度可謂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中之企業共同合作的機制，也成為開發中國家寄予厚望的制度[1]。
(二)回饋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階段
就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支援，要求已開發國家支援發展中國家，以因應該等國家就生物多樣性保全及利用所須研究及訓練的需求。發展中國家也可以以最有利的條件利用並移轉該技術。又因為技術的所有者多為私人，因此，也要求締約國必須對私部門採取順利的移轉措施。特別，也要求先進國家從新並追加提供資金[2]。
然而，這樣的機制，真的如公約建立之初所言一樣樂觀，而認為對開發中國家或未開發國家有利嗎？這本身卻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二、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的疑慮
(一) 技術研發階段─北方暴力的擴張
智慧財產權制度的建立，本來即為了鼓勵人們創新，使發揮腦力創作或發明的人可以獲得相當經濟上的利益，藉以讓人類社會可以在人們充分發揮創意以獲得利益的前提下，持續發展與進步。然而，當智慧財產權的機制，特別是專利權的制度推廣到全世界，成為一種全球所承認的法制度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所帶來的結果，卻是北方國家得以不斷有新的發明，並在全世界取得專利權，從而，拉大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在財富上的差距[3]。在「技術研發階段」中，由於具有研發能力者，本來就是具有高度技術能力的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或未開發國家由於不具有相應的研發技術，因此，勢必無法僅以一己之力本於傳統的生活技能進一步研發成商品，並取得專利權。因此，當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對研究成果及利益的分配進行磋商時，協商的優勢勢必站在已開發國家的一方。開發中(或未開發)的南方國家可能為了其國家一時性的利益，而以相當低廉的價格賤賣掉該國傳統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的技藝。其結果，暫有締約優勢的北方國家，可以憑藉著既有經濟及技術上的優勢，以低廉的對價發展更具經濟價值的新專利，並據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最終，因為站在現有資本主義運作的邏輯之下，造成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財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結果。因此，本文以為這樣的制度，實為包藏著照顧弱勢國家的糖衣，實際上卻行壓榨、宰制南方國家之實的毒藥。
(二) 回饋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階段─回饋給誰？
由於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造成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將資本主義的民法及商法規則奉為圭臬，在各個內國再次複製同樣的運作邏輯，大肆行諸於各個國家的社會之中。這樣的制度運作，所造成的結果，卻是內國貧富差距的擴大，財團(財閥)憑藉其法律、經濟及主流社會智識上的優勢，對內國的弱勢族群進行壓榨。因此，當在「回饋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階段」中，公約雖訂有支援研究及訓練、以有利條件移轉技術、提供資金等規定；但實際上，具有研究及訓練能力、實施專利技術的人卻非國家及擁有大量財富之人莫屬。更諷刺的是，在南方國家的財團，又有多少是本國的財團？如果回饋技術的對象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考量，而使獲得專利技術施行權者變成同樣是來自北方國家的「外商」，或由該「外商」與南方國家的政府合作，則南方國家所獲得的援助也就相當有限了。同樣的，已開發的北方國家所提供的資金，究竟最終落入誰的口袋？也是相當值得推敲的。
最為根本的問題是，當初提供傳統生活技能的人是誰？在許多國家中，提供這些傳統知識技能的人是當地的「原住民」，而原住民在許多國家中，因為長久以來歷史及文化上的弱勢，使得該族群在該國家中居於被宰制的地位。再加上民主機制下「多數暴力」粗暴對待的結果，使得多數族群壓榨少數族群「看似」取得了正當性。總總因素加乘的結果，則當北方國家真的有「良心」地回饋給南方國家時，這些資源回到提供重要技術智能的原住民手裡，又剩下多少？如果如此的機制在各個內國沒有充分的配套，則實際運作之後所帶來的卻是右派再次取得實質的勝利。
三、正確的方向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加入了典型右派法制度的智慧財產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向生物多樣性扎根的表現。當右派的資本主義者拋出兼顧弱勢國家，這樣看似對左派的社會主義者釋出善意的制度設計時，我們更應仔細檢視制度背後的包藏禍心。
本來，生物多樣性與人的生存及永續發展就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將智慧財產權的思考導入生物多樣性這樣一個具有強烈左派意涵的主張之中，原本就相當突兀，如說智慧財產權對生物多樣性有所「裨益」，最多也只是間接的助益而已，但制度運行所造成的「敗害」或許更是直接的。尤其實際運作的結果，可能讓許多人或國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時，我們更應戰戰兢兢檢視制度的妥當性。事實上，將傳統技藝導引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方式有無限多種想像，本文在此也提供一種可能的制度建議，亦即，藉著全球機制的運作，由全球性組織或團體組成具有研發能力的團隊，由這些公益性團隊直接與擁與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之傳統技能族群進行合作，一旦有進一步的研究發展時，在打平研發成本後，所得收益及專利權可由該族群取得。如此也比現有的機制更有助於南北差距的縮小。
當傳統智識技能與生物多樣性推動成為之後生物多樣性重要的研究課題時，我們也應對現有的制度本身進行進一步的檢視，千萬不要在不經仔細思量之下吞下了毒藥而不自知。
* 臺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學號：d97a21008。
[1] 除此之外，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目的還有保全生物多樣性及促進做為生物多樣性之生物資源及遺傳資源的永續利用。這也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條的規定。詳見，大塚直，《環境法》，有斐閣，2006年4月20日二版，頁167~169。葉俊榮，《全球環境議題─臺灣觀點》，巨流，2001年2月，頁291。
[2] 大塚直，前揭書，頁169。葉俊榮，前揭書，頁291~292。
[3] 詳見謝宏仁、吳奎克、辛年豐，＜被遺忘的世界＞，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系，2008年11月。
學生短評精選-李崇菱
*本文為回應11/09李玲玲教授<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Who’s Afraid of Thinner Polar B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Seminar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Semester 98-1
Class Reflection Paper
李崇菱 Tsung Ling Lee[1]
R95A41013
If the beloved and once-chubby bears have the right to sue, they would collectively sue the egocentric human for destroying their habitat and causing them to involuntarily to loss weight. Fortunately, we do not live in a “Bee” world where creatures other than Homo sapiens possess the right to sue, otherwise, the compensation for bears would be inestimable where human are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the price to pay for their apparent weight loss would enslave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Polar Biodiversity
Nevertheless, the noticeable weight loss of polar bears illuminates some serious concerns and by no means should be taken lightly. An average female polar bear now weights around 225 kilograms, which is 25% less than two decades ago.[2] Moreover, a 15 percent drop in birth rates among bears has been observed.[3] One concrete fact thus points out the alarming reality; bears are thinner and are less in number, and this is mere the tip of iceberg, as Arctic biodiversity is more than just polar bears. The observable changes in bears signal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s in the Arctic region, where it is already warming 2-5 times faster then the global average[4], and this will have grave repercussions for all other global regions and biodiversity through changes in the hydrological cycle, the weather cycle, and the carbon cycle to name a few.
If the charismatic Arctic bears continue to decline in number and weight, as the largest predator on earth, their disappearance would bring a catastrophic disruption to the delicately balanced Arctic ecosystem, as these celerity bears feed mainly on ringed and bearded seals, scavenge on carcasses of beluga whales, walruses, narwhals, and bowhead whales.[5] The decreasing number of bears at the top predatory level means that the seals which the bears feed on, coul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intensify food competitions amongst Arctic species down the food chain. Hence the disappearance of polar bears would initiate a formidable cascading effect on the Arctic interlinked food chain, and in term, also affect the human system; because the uncertainty in fishery production would impact the employment and income source of human population.
Migratory species
Beside the trepidation about Arctic ecosystem disturbance, migratory species, which are dependent on breeding and feeding grounds in the Arctic, are also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Though the warmer Arctic may help some bird species to obtain food and thus increase their species' survival rates, nevertheless, for others, climate change has impacted on their migration routes, disrupted food sources, and increase their vulnerability to diseases as they might be force to migrate to non-traditional areas[6]. The changes in migratory behaviours are of particular concern, mainly because the changes in behaviours are the result of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In other word, if climate change continues and intensifies at the current predicted speed, it would pose a grave concern for global biodiversity because new species would evolve as a result of the warmer climate. At the same time, for those species that are unable to adjust to the warmer climate, would simply disappear and extinct[7]. The current richness of species and the wealth of genetic pool would be depleted as the result of human-induced global warming, where the selection criterion for species survival would be solely dependent on its ability to adjust to extreme weather. Species that evolve as to adopt the extreme weather would exhibit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ichness of current biodiversity would simply be depleted. This is even more problematic and profound because human other than nature itself induced this selection criterion, where the human intervention acts against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as in Darwin's evolution theory. The evolution of new species would be the result of an indirect and artificial selection process, accelerated by industrialisation so celebrated by capitalist prosperity. More paradoxically, human might not even endure the extreme weather as a selection process, as recent wave of sporadic weather anomal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expo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human populations.
Additionally, as the climate deteriorates and become even more unpredictable around the world, how state actors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laws that have contemplated and adjust their policies to reflect the climate change factor, would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ir future success, both in term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domestic economy prosperity. Though climate change is quintessentially a trans-boundary issue and demands global strategy and 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to halt the warming effect, nevertheless, how individual state-actor response to the change and take preparatory steps through i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would largely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their future success. The more progressive and active role a state-actor invests in it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rough the allocations of research funds,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skills, and technology know-how currently, would transcribe to invaluable asset tomorrow. This is because climate change alters the competition conditions at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it might present itself as opportunity alter the current disparit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despite the some traditional thinking that climate change may aggregate the divide.
Biodiversity and the potential as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Chip
The world richest wonders often are not found in the industrialised nations, but rather in developing or un-developed nations. The richness of nature and its potential uses have been long neglected since the incep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until recently. Biodiversity offers inspiration for biotechnologies, and is most evid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where the earth flora and fauna provide the basis for at least fifty percent of world pharmaceuticals[8]. The high levels of biodiversity mostly found in less industrialised nations have been neglected and overlook as a potential to turn around the North and South Divide, as pharmaceutical extractions with exclusive reliance on specific plant varieties that only grow in specific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s itself an opportunity for less developed nations. This is because it more or less equalise the negotiation power at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where industrialised nations with greate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re in need of genetic data, which only can be found in location-specific plant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consequently increases the bargaining chip for whic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negotiate with their technology-advanced counterparts, through regulatory framework such as the Conventi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For example, Taiwan as an island nation and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means Taiwan possesses extraordinarily abundant biodiversity resources and home to numerous endemic species. Till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d not taken an active step in documenting and cataloguing the rich biodiversity and unique ecosystem in Taiwan[9]. Without a solid domestic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regulates and protects the accesses and usages of these highly patentable genetic materials encrypted in plants, the island’s rich and unique flora are subject to exploitations from foreign pharmaceutical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iodiversity is an extraordinary gift from nature, because a high level of biodiversity essentially is a rich genetic database for which biotechnologies are dependent on, and this distinguishe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othe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s and manufacture industries, because biodiversity is location specific, whereas steels and manufacture industries are not. Taiwan's post-war heavy industrial expansion like steels manufacturing though accelerated Taiwan’s economic boom in the past, but it also scarified and resulted in some irreversible ecological damages. In retrospective, government’s policies in the last millennium much reflected how a state actor in implementing its domestic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affect the state of play in the future. Though,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rajectory of biotech bloom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was not foreseeable by th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Taiwan’s cas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need for capability building through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prepare a state actor to step ahead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vertheless,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al values brought about by biodiversity, each plant variety unique to Taiwan represents unlimited opportunities because investment in conservation means the preservation of valuable and patentable local genetic resources, which can be capitalised when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his means Taiwan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ce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lemate, even though Taiwan is not a signatory to the CBD, where the objective is "to ensur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use of its components; and to promote a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biodiversity”. Nonetheless the CBD objective and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can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for Taiwan as a feasible approach to gain new technologies.
Taiwan voluntarily abide and observe the CBD obligations, in April of 1999,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ompiled a national report on biodiversity which gave rise to the ”Biodiversity Action Plan”, and was later passed in the Executive Yuan.[10]. By cataloguing and documenting the existing flora unique in Taiwan, and through a systematic documentation and allowing these information to be accessible through web, Taiwan not only increases its profile, at the same time, for those foreign pharmaceutical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earching for specific plant variety, the database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search, and theoretically, create the incentives for foreign pharmaceutical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ente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dditio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flora databank means that the existing plant species in Taiwan are documented, and this would be complemented even further if a proper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establish the usages and promote the principle of equitable sharing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BD’s. This would be invaluable as it would increases Taiwan’s negotiation power at international level, where Taiwan could enter into bargaining and fast track to technologies that Taiwan currently cannot access.
In absence of a proper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provides the usages and accesses to the genetic databank encrypted in Taiwan’s natural wonders, Taiwan’s ecosystems are at risk of exploitation. Moreover, to extract and unearth the useful genetic materials in plant species require specific technological know-how, that could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capability building. As the world economies move toward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o step ahead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he specialisation in relevant fields and establishment of soli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or is essential if Taiwan intends to sustain its economy. Even though Taiwan is not a party to the CB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aiwan to allocate research funds to the rising industry, establish a functional regulatory mechanism, as well to polish it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power to obtain the needed technology-transfer. The rapid losses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speed of climate change mean the government must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the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reconstruct its allocation of funding accordingly.
Biodiversity as Ecosystem Service
Although sceptics doubted the possibility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ffects in the last century, recent reports and weather anomalies around the world has proven otherwise. The capitalist prosperity enjoyed in the last century coincided with the speed of deterioration of world ecosystems which raised little alarm until recently. Biodiversity should be equate with the concept that conservation of ecosystems should be construe as a “service”, where conversation of coastal areas and inland wetlands which help to filter and purify water, when the ecosystem services is converted into monetary terms would cost $74,000 and $14,000 per hectare per year.[11] Moreover, as ecosystems are not all equal either in their value for their potential as carbon storage and other ecosystem services, this means the world richest ecosystems are often are found the developing nations, these hidden assets have been overlooked as potential bargaining chips. Achim Steiner,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Nat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calculated that 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captured and stored by coastal ecosystems such as mangroves, salt marshes and seagrass beds was equivalent to the half the emissions produced by the world’s mechanised transport.[12]
To halt the climate change and its devastations require collective and global alliance, the North and South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is human-induced catastrophe by recognising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 responsibility.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maintenance of current ecosystem function are important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trategies, the world need to recognise the much taken-for-granted services that ecosystems around the global serve, and perhaps through a formal recogni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be able to negotiate through exchange of their ecosystem services, be granted technologies and knowledge that are needed to close the North and South gap.
Conclusion
Debates on global warming are increasingly heated as its effec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pparent and are in need of feasible regulatory frameworks both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Climate changes exacerbates the long-neglected problem of loss of biodivers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despite some pessimistic predication that the climate changes would aggregate the North and South divide, yet the recent conservation awareness and human’s awaken re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is a fresh air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 As this might be a trade-off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to obtain some technologies from the developed nations. Nevertheless,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accelerated by climate change is itself a vicious cycle, and is alarmingly exerting a catastrophic domino effect on the world’s ecosystem.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polar bears at Arctic affects the polar ecosystem, and in terms affects the migratory species and their migratory behaviours; these cascading effects penetrate through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al as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re intrinsically interconnected. So who’s afraid of thinner polar bears? We all should be, very, very afraid.
[1] All copyright waived
[2] Polar bears on involuntary diets http://www.norden.org/en/news-and-events/news/polar-bears-on-involuntary-diets
[3] Melting Arctic Sea Ice Threatens Polar Bears, http://earthtrends.wri.org/updates/node/138
[4] The Arctic Experience: Arctic Biodiversity Beyond Polar Bears http://www.grida.no/polar/news/2393.aspx
[5] Polar bears, diet and eating habit http://www.seaworld.org/animal-info/info-books/polar-bear/diet.htm
[6] At Risk: Migratory Specieshttp://www.edf.org/page.cfm?tagID=43061
[7] Natural Selec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selection
[8] A New Paradigm of Drug Discovery Better and More Affordable Medicines for Everyone http://sebs.rutgers.edu/research/archive.asp?22
[9] See Class Lecture, Prof. Lee, November 9, 2009
[10] Bureau of Forestr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21461&ctNode=1887&mp=3
[11] Letting a thousand flowers witherhttp://www.economist.com/world/international/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686491
[12] Ibid
2009年11月2日課程內容 氣候變遷與國際貿易:多核心規範關係的全球觀點
SEMINAR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AND LAW
授課時間：星期一第七、八（法1403）
氣候變遷與國際貿易：
多核心規範關係的全球觀點
葉俊榮/張文貞課堂演講
曾燕倫/呂尚雲整理
2009.11.16
壹、當環境保護遇上國際貿易
環境議題與國際貿易是兩個國際規範上早已開始發展的機制，這兩個議題分別代表著其背後不同的價值信念。1989 年11 月柏林圍牆倒塌，前蘇聯勢力的瓦解，冷戰正式宣告結束，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個人主義及財產權保障，儼然成為未來世界的主流價值。福山(Fukuyama)在當時就提出「歷史的終結」之說法，認為未來人類歷史發展將朝向西方資本主義式民主的單一道路前進。植基於比較利益法則之上的國際貿易，在冷戰結束的此一背景下更是加速發展，成為國際合作的各議題中最成功的代表。與此同時，冷戰結束所代表東西政治對立的結束、集權主義的崩解，也使得去中心導向性濃厚的環境議題在此時正式躍上國際舞台。環境保護、乃至永續發展，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環境保護與國際貿易是國際社會最核心的兩個合作領域，如何達到二者間的平衡，也是國際規範上最受重視的問題。
若將環境保護與國際貿易比喻為發展過程的兩隻腳，長期以來台灣無疑是處在跛足的狀態。1971 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正式被拒於國際體系之外，其後在一切議題上，皆與國際社會失去聯繫、斷絕資訊，台灣失去正常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台灣的所有資料皆反映不到國際（尤其是以聯合國為主）的各種平台之上。面對這樣的外部危機，政府於是將重心轉到國內的發展，希望強化對內的正當性，以緩解外在國際地位所帶來的統治正當性的危機。政府開始以基礎建設及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同時積極發展經貿活動。經濟發展獨大，壓縮了環境議題、甚至是政治議題所應有的發展空間。台灣積極從事國際貿易，某程度確實達到了對外效果；隨著台灣經濟實力的增強，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逐漸重要，位居國際政經龍頭地位的美國更是相當重視台灣，甚至在1980 年代後期因為台美貿易間的失衡而要求台灣進一步開放市場、台幣貶值等。在此一背景下，台灣對外經貿關係從未真正斷過，與國際連結機會較多，國際貿易成為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唯一可以積極參與的議題。在經貿議題上，台灣對外的參與相對順遂，2002 年更得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之名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在台灣，國際貿易儼然成為「國際化」、「與國際接軌」的同義詞，台灣對外關係的各項資源也紛紛投入經貿領域。
不過，與此同時，台灣在國際環境議題的面向上，卻面臨嚴重被邊緣化的危機。不但沒有參與各個環境公約的機會，甚至還因保育不力而遭到貿易制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92 年的犀牛角事件，可以說是台灣在國際環境及保育議題上首次付出代價高昂的一課。當時英國BBC 獨家報導台灣使用犀牛角作為中藥材並且欠缺野生動物保育的問題，在國際及各國保育團體的壓力下，各國出現對台灣貿易制裁的聲音，美國最後也真的援引其為落實華盛頓公約所通過的內國法，正式對台灣實施貿易制裁。這一次的經驗，才讓我們的政府明白原來在國際社會上，除了貿易以外，也有其他如環境或保育的重要議題，台灣也必須關心，甚至可以因此受到貿易制裁。但是台灣過去長期以來將資源過度投資在貿易領域，導致在其他議題上極度缺乏理解、遑論進一步參與、甚至是論述的能力。以環境議題而言，台灣與國際社會長期脫鉤的結果，就是各界普遍缺乏對環境問題應有的理解，政府官員更是對於國際環境公約的規範現況一無所悉。如何使台灣與國際連結，環境與國際貿易能均衡發展，是大家都必須努力的目標。環境與經貿雖然並重，但經貿議題無疑掌握較多「通路」。連結經貿議題來討論環境問題，在經濟論壇上呈現環境議題，是提昇國際環境議題的能見度、發揚環境領域的重要方法。環境與國際貿易的交會，也是我們必須把握的面向。
貳、多核心的國際規範關係
談到貿易的國際規範，一般多習於將思考的架構放在WTO 的規範機制。其實，WTO 架構並非是唯一因應國際貿易規範議題的機制，也不是最早發展的機制。雖然目前WTO 機制已經納入各項包括商品以外的服務、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議題，但WTO 機制對於與貿易相關的跨領域議題究竟是不是一個最佳的處理機制，也都還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在WTO 規範機制之前，許多全球性或區域性的規範機制，早就將貿易、甚至是層面更廣的經濟發展議題納入。聯合國體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聯合國憲章宣示其組織的重要目的，不僅在維護世界和平，更在促進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而且要在平等、不歧視、確保人權的基本價值下來實現這些任務（聯合國憲章第1 條第3 項規定參照）。此外，聯合國安理會也可以透過有拘束力的決議來採取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各項措施。例如，安理會便曾因南非實行「種族隔離」(apartheid)而決議對其實施貿易制裁；2001 年後恐怖攻擊威脅全球和平及經社秩序，安理會也作成許多決議對特定國家、組織、甚或個人實施不同的管制或限制性經濟措施。歐盟(最早發端自歐洲煤鋼共同體)與聯合國一樣，都是國際社會上整合國際經貿的主要力量，而且有完整的規範框架與成熟的規範體系。事實上，歐洲相當早就開始進行經貿整合。二次大戰後不久，歐洲便有了整合各國經濟發展的倡議，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演進至今，歐洲整合早已超越經貿層次，對於包括安全、人權、環境、衛生等各項議題都有所規範，各議題的規範也相當成功的一同整合在歐盟的基礎框架下。在經貿領域上，歐盟的規範特色在於，開宗明義就先強調在促進經貿發展的同時，人權、平等、環境等價值應該並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 條參照)。亦即，歐洲經濟共同體是在這些人權、平等及環境等價值得以確保的前提下，鼓勵經貿整合。因此，在歐盟架構下，諸如人權、環境等議題，反而不是經貿發展的障礙。相較於此，WTO 架構卻是將這些議題放在國際貿易的對立面，以「例外規定」的方式，開窄門讓這些價值通行。歐盟架構(圖一)毋寧更契合國際規範發展的需要，也與聯合國規範的價值體系較為相容。
歐洲人權公約(ECHR)，最外圈是聯合國(UN)的規範。
我們從聯合國及歐盟的規範發展歷程來看，就可以清楚認知到WTO 絕非唯一、更非最佳的國際貿易規範架構。只是台灣受限於艱困的國際處境，被排拒於聯合國體制之外，在所處區域內也沒有類似歐盟的整合性區域規範機制；因為台灣目前只能參與WTO 規範體系，在國際貿易議題上便產生這種全以WTO 為中心的現象。不過，在環境、人權等價值昂揚、也已經發展出相當豐富的國際規範體系的現在，台灣如單從WTO 體制為出發點來探討貿易相關的議題，將失去許多有效參與國際規範機制的契機，在許多政策與規範的形成上也將因無法宏觀考察而流於片段與偏頗。
以單一規範體系(如WTO)為出發點探討國際議題，不僅可能失之偏頗，也已不符國際現況。即便僅就單一議題，規範體系競合之情形亦非無可能。事實上，國際社會中對於同一議題(甚至跨議題間)的多重規範體系的現象，已有了解及掌握，並且有現實案例反映此一趨勢。例如，近年歐洲法院及歐洲人權法院就在幾個判決中觸及多重國際規範體系間競合、甚至是法院權力競逐的問題。在Bosphorus 案中，愛爾蘭留置一架涉及恐怖活動的飛機，當事人質疑此一作法侵害人權，向歐洲人權法院(ECtHR)爭訟。愛爾蘭則主張其係配合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並且主張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拘束力應該優於歐洲人權公約，法院因此不得審查。歐洲人權法院卻認為，愛爾蘭既為歐洲人權公約之會員國，歐洲人權法院自得對其行為加以審查，不因其是在執行聯合國規範的任務而有不同。又例如，在Kadi 案中，涉及為反恐而凍結帳戶是否合法的爭議。歐洲法院初審法庭認為凍結資助恐怖活動之帳戶是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之決議，而其決議優先於歐盟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相關規定，法院尚無介入審查的空間。不過，歐洲法院卻推翻初審法庭的決定，認為仍應以歐洲體系的人權規範來審查其會員國執行聯合國安理會之決議，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之規範效力並不當然高於歐盟的相關規定，尤其是涉及基本人權及自由的相關保障規定。由此二例可見(圖二)，國際規範重疊、甚至衝突的現象非不可能，而法院於審判個案時必須作出選擇。在未來，這種各規範體制相互競逐的情形只會越來越多。
此外，另一則美國因人權考量而對緬甸實施貿易制裁的案例，也反映出國與國間、甚至國家內部之間，面臨不同議題相互對立的規範衝突以及規範競逐的情況。美國麻塞諸塞州基於人權考量，決定以限制政府採購的手段，對緬甸實施貿易制裁；聯邦政府則是採取較輕微的貿易制裁手段。面對麻州與聯邦政府的不同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以聯邦政府已對緬甸制裁為由，認定麻州的作法逾越了聯邦與州的權限分際而違憲。不過，本案更有趣的是後續發展。一開始對美國的貿易制裁，歐盟持反對立場，認為美國的制裁違反了WTO 的規範，但後來歐盟在其各會員國人權團體的壓力下，也對緬甸採取了制裁措施，反而自己陷入是否違反WTO 的爭議。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面臨各領域議題的規範衝突，國與國間、甚至一國內部間都有可能出現不同政策立場，甚至必須進一步相互取捨、協調或競逐(圖三)。
参、多核心國際規範的發展與台灣的法學教育
國際社會的規範發展在這十多年間有非常快速及革命性的進展，因此也更需要具有高度議題整合能力的法律人。可惜台灣的法學教育卻仍相當僵化、制式與侷限。連帶的，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台灣法律人的發展也受到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學者狹隘的視野與偏頗的法律論述，反映出台灣法律發展隱憂，許多方面仍停留在與幾十年前相同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卻不斷快速發展，並不會因為台灣在法學教育改革上的遲滯，而給予台灣更多的等待時間。當國際規範體系在各種議題上已經呈現多核心的發展取向，而各議題間的交錯與流動更是日益複雜，台灣的法學卻仍停留在科目間壁壘分明、以及文本釋義式的原始階段，怎不令人擔憂？台灣的發展背景與歷程，造就了目前的發展模式，成功的民主轉型以及其他國家所無的民主深化經驗，是未來台灣走向世界的重要資產。觀察大尺度面向的國際規範發展模式，便能了解到台灣的法學發展必須改頭換面才能抓住時代脈動，急起直追。台灣的「法律產業」是否能走向世界，創造最大「產值」，端視法律人是否能對此有所體認。
2009年11月2日課程內容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舊公約與新挑戰－－氣候變遷下國際生態保育公約的調整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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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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