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學生短評精選-陳家慶
從侵權行為、保險到國家政策
面對氣候變遷的災害補償與風險趨避機制
一、 前言
本次12/7 之演講邀請到台大法律系的老師汪信君前來演講，以”Climate Change, Insurance and Risk Mitigation”為題，講述氣候變遷與環境責任。從氣候變遷帶來的損害討論此方面之侵權責任與保險機制。面對氣候變遷的加速，這些補償、避險工具也面對極大挑戰。於此，我們要問的是，政府的政策在市場上具有這兩種工具的情下，應如何調整以求政策成效的最佳化。
二、 侵權行為的路徑
面對氣候變遷下巨災所帶來的損害，除了就國家行為請求國家賠償外，另一個解決路徑便是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我國民法第184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由此可知，就點型類型來看，負侵權行為者必須要符合損害、故意過失、因果關係等等要件。由巨災所造成的損害而言，其原因往往不會有一個直接的故意加害人或過失加害人，其往往是因為「既有的天災擴大」或是人類的「共業」，從而無法確定因果關係而使請求有所理由。前者如颱風所造成的風災在近幾年隨著氣候變遷而擴大，但我們並無法因此直接向特定人進行求償。即便確認有大量碳排放的廠商應對此負責，如保險業的調查當中發現氣候變遷的與雨量等導致災情的因素有所關聯[1]，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大量排放的廠商應當就全球增溫導致的天災損害負責，然而進一步的具體的因果關係仍無法確定，更何況如後者所言，全球暖化是全世界人類發展的共業，要如何使特定廠商、單位進行侵權行為的賠償實在有所困難。即便採Proportional Liability，司法攻防所造成的時間、勞力花費，即便使我們獲得實體上的利益，但程序利益往往因此無法顧及，更何況隨著氣候變遷的加劇，若可能每年不斷擴大的農損均循侵權行為路徑求償，那麼程序利益的損害更將嚴重。
三、 保險的路徑
相對之下，保險的路徑對於因果關係的要求較低，風險估算可於事前加以評量，如保險人以公司的龐大財利組織風險與損害調查，各保險人以不同的風險估計提供市場上大眾不同的保險商品以供避險。然而，正由於巨災的風險可能越來越大，風險的評估也將越來越不確定。以莫拉克風災為例，其巨大雨量在事前並無法切確預估。面對這種科學無法事先預估風險，只能事後確定損害的災難，勢必大大降低保險人承保的意願，或是降低願意承保的範圍，此將無法確保人民損害可以確實獲得足夠的填補。例如防洪標準常常以「五十年洪水頻率」、「一百年洪水頻率」來加以估量。就保險而言，或許可以以此量表估算被保險人可能會受到洪水影響的風險。然而，近年來颱風威力擴大，這種洪水頻率已經無法適切表達台灣可能會受到的洪災大小與發生頻率。即便這種量表沒有被巨災影響，但許多事前無法預估的損害也會發生，進而使保險人無法切確預估確實發生的損害或是降低承保意願或保額。例如納莉風災時即有雖然提防沒有被溢堤，但卻因大量降雨使抽水站無用武之地的情形：
養工處長羅俊昇指出，現有市內堤防是兩百年洪水頻率保護，下水道設計標準是五年暴雨頻率的七十八點八公厘；颱風時，因下雨面積大，颱風雨頻率四十五公厘，所以每小時雨量如果超過這標準，下水道容量就會出現積水問題。至於抽水站的排水設計，有的地區因為較高，在暴雨時不用抽水，是採暴雨頻率設計，有的則以颱風雨設計；這次颱風，因為單日雨量和每小時雨量幾乎都超過容量，所以堤防和抽水站無法阻擋都出問題。仔細觀察市區這次淹水原因有兩個，一是洪水溢堤；一是雖未溢堤，但因市區雨量超過部分抽水站的設計容量，造成積水回堵。[2]
因此，雖然保險提供了一個風險趨避的工具，但就政策角度而言，單純的國
家賠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保險機制並無法提供一個完善的損害填補機制。
四、 國家政策的抉擇
當然，雖然現行的巨災損害填補機制並無法完整填補損害，但這不代表我們就要拋棄這些模式，全部由國家來進行損害填補。我們要問的是，在現行的損害填補機制下，政府政策可以有如合的回應與調整？因此，以下將從政府的角度去思考，對保險而言，政府是否有足夠的作為增加風險評估的準確程度，以為政府施政參考，同時也可以提供保險業者一個參考評估風險的基準？政府是否可以針對環境高敏感地區，仿照汽車強制責任險的政策，推動強制災害保險？在此當中對於潛在受災戶以及保險業這是否有足夠的誘因？最後，針對政府本身，其是否有辦法在事前的風險防免上進行足夠的風險分擔？當然也不能忽略風險分擔之外政府應該有的是後救助機制，不過這與環境責任的本身就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了。是故以下仍以風險為中心進行政府機致選擇的討論。
1. 風險評估機制的強化
政府本身擁有中央氣象局、環保署等政府機構，並有許多研究組織。這些具有足夠專業知識背景的單位，針對近年來的氣候變遷是否能夠提出一如前述ＡＢＩ般的估計模型供其他政府機構以及民間業者進行政策或是商品上的調整。這需要政府機關間從風險評估導政策施行的合作協調，以及政府機關以及民間組織的合作，如此方能將科學的數據具體運用到實際的執行面。
2. 強制保險的納入
政府前幾年針對汽車推行了「強制汽車責任險」，降低了車禍等事故因為因果關係而導致損害賠償緩不濟急的問題。而台灣也有許多環境敏感地帶，其中也有些高風險的開發，例如清境農場等等。對此我們可不可以以類似「強制汽車責任險」的「強制環境責任險對在高環境風險地區人民加以保險，使他們在「受災」時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補償；而一些高風險的開發也可以因此分擔部分環境責任。
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保險分成兩種面向：
1) 針對高環境風險居民的保險，使他們可以在災後受償。
2) 而在高風險地區開發的業者，其短期間內無法搬遷，對其強制投保，使其在因為其開發而產生的損害上由保險進行環境責任的分攤。
由上所知，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例如環境責任無法確定、保險人承保意願低等等。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以「不足額保險」因應，不是使保險人全部賠償，而是就可能損害的不同進行非足額的保險或是定額責任險等等。如此一來降低了保險業者可能因災害過大而生的無法預知過大賠償所導致不願意承保的情形。此外，如同強制汽車責任險，其對於保險業者的收入狀並不大，若單獨來看並無法提供保險業者誘因。但保險業者仍願意承保強制汽車責任險，除了國家政策之外，尚因為強制保險可以為保險人帶來客戶，進而有投保其他保險的機會。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強制保險仍然存在誘因，並且可以「部分的」分擔居民以及業者的環境風險。
五、 代結論──政策面的風險分擔
除了風險評估以及保險機制以分擔人民風險之外，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夠確實地於事前預防損害，在災害時能否確實的以國家力量迅速地進行救災，以及災後能否適時提供補償與重建機制都是在討論環境責任時，由政策面應當連同考量的週邊事項。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災害應對機制，整合不同的政府機關以及民間力量是當前氣候變遷下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唯有考量風險評估以及市場機制的運作，方有機會使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達到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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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ance, ABI,的調查顯示，氣溫增加攝氏2度，颱風降雨將增加13若是四度、六度則會分別增加，26%及39%。以我國為例，颱風短期間的超大量往往是損超出預期的主要原因。
[2]2001-09-22/聯合晚報/4版/話題新聞
學生短評精選-洪國華
學生短評精選-林季陽
本週演講者為本系汪信君教授，演講之主要內容為介紹巨災保險制度，其中含括可保性、因果關係認定以及國家環境責任等面向。在Q＆A時間則另外提及保險制度與其他氣候變遷相關制度如能源稅間之交互。學生則擬在此次之reflection paper中試探討針對氣候變遷的各種制度間可能之發展。
基於損害填補的想法出發，某程度上巨災保險可謂係替氣候變遷這個「因」所造出來的「果」來收拾，然而亦僅得稱為「收拾」而非「善後」，畢竟巨大災害後的重建甚至預防，實難想像純粹的保險制度可能做到此點。因此，若基於風險管理之角度來處理巨災，似乎應該將所有可能以及相關之制度一併加以考慮，方可能建立較具有可行性的氣候變遷避險（climate change hedge）。
事實上營利頭腦動得快的財務金融界，甚早前就已經開始發行巨災債券，針對地震、風災、水災等風險因子，在信託市場、利率市場，藉由信託契約、債券契約以及再保險契約，將對風險之主觀認知差異包裝為具有避險，甚至交易可能性之金融商品。然而追根究底，所謂避險之概念，僅僅是希望從事避險操作之主體得於損害發生時受一定程度之填補，並非如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般，具有主觀上積極抑止因氣候變遷所致巨大災害發生此一面向。換言之，此類避險主要仍屬於消極面向。然而，此處所欲主張或謂，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的便是，結合積極與消極面向，同時具有管制效果與投資可能性的商品是否有設計可能。亦可能有謂，此種結合經濟誘因之制度現行已有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存在，如果直接就碳交易制度予以改進，是否仍須多此一舉？然學生認為，今日碳交易制度之主要困境便係已過度商品化，除因此易受價格波動影響外，不可諱言的亦可能成為某些有心人士如國際投資客所覬覦的目標，進而忘卻原先欲達成節制溫室氣體排放、緩和氣候變遷之初衷。因此縱使原先設計出碳交易制度之立意良好，亦無法否認現實存在的這些面向。
是故，學生認為可能引入投資組合(portfolio)之概念，來結合自本課程自開學至今，由演講者、報告同學們所曾介紹過的種種制度。從能源稅、碳交易、總量管制、環境影響評估與放款標準、巨災保險，再加上現行財金市場上亦有一定程度發展之巨災債券（Catastrophe bond, Cat bond）與巨災選擇權、巨災期貨、巨災交換契約（Catastrophe swap contract）等衍生性商品。例如，於報酬率觀念上則可能選擇以減少排放量百分之幾，較類似總量管制之概念，但在商品內容中則給予投資人（可能是一般投資人、跨國企業甚至國家單位）上述制度之組合，依投資人需求來加以設計。換言之，即係欲由此種組合，一方面降低巨災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投機面向，另一方面也不致過度偏離經濟誘因。對於風險愛好者(risk lover)以及風險趨避者(risk averse)均得選擇其所偏好之氣候變遷管理制度。然而亦不得不承認，此種思考仍有其現實層面上窒礙難行之處。
首先，是在於投資報酬率觀念之設定，減量排放的目標對甚多不具環保意識或將其擺在次要地位的商業界人士來說，仍屬不切實際的道德層次呼籲，說難聽點就是達成環保目標、減量排放若無法化為貨幣價值，縱然有再多好處，也不容易進入其策略思考之範圍之中。如何在兩種邏輯、語言中切換以達成溝通效果，實非易事。
其次，則是商品內容之設計本身便屬嚴苛之任務。常見之債券、選擇權等，其定價模式中所考慮之種種變數均屬於量化指標，制度中屬於質化之部分如何納入定價模型中，也是一大問題。
最後，若牽涉到跨國企業或國家責任，尚有需要與當地法規接軌的問題，甚至還需考慮到與國際條約等之交互關係。是以上述幾大問題，仍屬需要進一步思考，方可能使風險管理角度下的氣候變遷投資組合實現。
學生短評精選-辛年豐
以往當我們面對環境損害時，多有以保險制度做為管制手段，也發揮了一定的功能[1]。然而，這樣的制度是否足以使用到氣候變遷所生損害之中，還有待討論。有關以保險填補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損害，有兩組基本概念必須加以理解。從這兩組不同的概念下，可排列組合出不同的保險制度設計，並本於此等排列組合進行一步討論制度設計的可行性。
所謂「責任模式」，是指保險人及要保人成立保險契約之後，一旦保險事故發生而有給付保險金之必要時，須以民事上的侵權行為法為基礎，惟有存在有對保險事故發生必須負責的人，保險人才有負保險金的責任。反之，「補償模式」則不以民事上的侵權行為責任存在為基礎，旨在對保險事故對要保人所造成的損害進行填補，因此，只要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即有給付保險金的義務。
所謂的「強制保險」，是指對於保險契約的締結，當事人並沒有自我決定的空間，而採取強制締約的方式，要求法律所指涉的當事人必須繳交一定的保費，以使國家所定達成的公行政任務可以達成。此由於涉及對人民締約自由的限制，因此，如採用此等模式，應以具有法規範基礎為必要。反之，「任意保險」則完全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主，只有在當事人具有締結保險契約之意思時，才會成立保險契約。一般保險法上的保險契約多屬此種類型。
在方案的選擇上，如前所述，由於氣候變遷所生損害的責任不明，每一個排放溫室氣體的行為人對遭受損害之人，所要負的責任究竟多少，在科學上也並非可以截然加以區分的。是以，要以清楚定位當事人責任為前提的「責任模式」，加以處理氣候變遷所生損害的問題，將有先天上的困難。從而，要以強制的責任模式及任意的責任模式兩者處理此等損害的問題，在現階段而言，可行性也將大為降低。
既然以責任模式加以處理氣候變遷所生巨災的問題有其侷限，則所剩的解決途徑，即剩下強制補償模式的保險及任意補償模式的保險兩者。如採用任意補償保險，則必須考慮到保險實務上，能有能力投保的人，通常為衣食無虞的中產階級。然而，從實際受災災民的經濟能力加以觀察，可以發現實際上受有損害者，多屬居住於偏遠山區、低窪等環境敏感地區之人。這些人平時可能在照顧三餐的成問題了，更遑論要另外撥出一部分的財富投保，是以，我們可以發現採用此等模式先天上即忽視了一部分人的生計，而使實際上最需要受到照顧的人們無法在國家法制的設計下得到最基本的照顧。也因此，此等方案實際上的可行性也就大為降低了。
另一方面，在制度上採用強制補償保險的模式以為配套，或許可以期待兼顧在管制上行政成本的花費及被害人所受損害的填補。但實際上，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卻是究竟那些人可以成為強制的對象，如果所強制的對象僅限於是具有財力的產業，則如前所述，真正需要受到幫忙的災民同樣無法有效地納入國家法體系之中有效的保護。但如果強制的對象擴及全民，雖然表面上可以讓所有的人都納入成為損害填補的對象，但必須注意的是，保險費的收取必須符合實質平等的要求。其情形正如目前全民健保制度的實行，在我國雖不能說運作得百分之百的完美無瑕，但至少已有一定的經驗，或許是比較可以期待的制度。只是，實際上是否可行？有待本文繼續進行討論。
如前所述，欲以保險制度填補氣候變遷所生損害，當以將全民納入保險對象，並採強制的填補模式較為可行。然必須注意的是，氣候變遷所生的損害具有風險巨大、不確定性及相互牽連等特色，是以在保險市場下要有良好的計算及精準的定價是相當複雜的，也增加了保險運作的困難性[2]。當前，我們所可確定的，是氣候變遷會帶給人類損害的「危險」；但這個危險究竟會帶來何等規模的損失，所影響的人民究竟有多少等，都還是我們所無法確定的「風險」。對於風險的預估，在相關資訊尚未清楚的今天，保險人要加以預測並計算所可能支出的保險金，並本此計算所要收取的保險費，在實際的運作下，都具有一定的困難。實則，在資本市場的運作之下，當保險商品的販售無法帶給保險人一定的利益，要讓民間的保險人願意承保的可能性也將會相當的低。如此一來，又降低了強制填補模式保險的可行性。
又保險制度本身也要注意到保險公司自我風險的分配，是以多會輔以再保險，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且再保險的公司與金融商品的販售在商業全球化的今天，勢必也不得不與其他國家的業者及投資人有所連動，如何顧及跨國及本國之保險業本身及商品安全性的監督，相信也將是制度設計上的一大挑戰[3]。在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對金融管制都不見得可以有效因應，而釀成全球金融巨大損害的今天，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開辦這樣的保險，可能造成人民除了要承擔具大的環境風險之外，還要進一步承擔不可預估的投資風險。同時，當損害過大而非當時保險費率精算時所可預料時，要保人的損害也可能無法得到有效的填補。凡此，都是我們在思考保險可行性時所必須一併加以考量的。
由於氣候變遷帶給人民的是無法預測的大幅損失，而在現制下，要完美地以保險及侵權行為法解決此等問題，照顧人民最為基本的生活也存有制度上的困難。因此，我們即須思考如何對人民做有意義的制度設計，以因應可能到來的環境巨災。
近年來，為了追求行政任務履行的效率，許多國家都對其國家任務進行縮減，提倡「合作國家」[4]的理念，將許多的公行政任務交給民間執行。然而，實際上，民間所願意接手並執行者，多是因為認為此等事務對其有利可圖，如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利益，而只能「做功德」而已，許多民間企業就會選擇袖手旁觀。本來法學理論的推展，與時代的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在我們面對氣候變遷問題，依既有的法制度及理論無法有效解決時，即有重新加以思考的必要。當代許多環境問題確實對國家任務所著根本性的衝擊，我們可以知道，國家存在的目的，即在照顧人民的基本生活。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確定，我們所需要的國家，是一個可以「主動多做事」而非「冷眼旁觀，凡事以國家任務縮減而踢皮球」的國家，當人民面對巨大的災難時，國家應擔保人民的基本生存，並對此負最終局的責任，否則國家的存在將失其正當性[5]。本於這樣的體認，在法制度上也當有進一步的因應之道，包括「嚴肅思考如何解決以往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下，所造成貧富不均的問題，包括思考使用環境公課及能源稅等管制手段」、「國家財政收入的公平性，並從稅收中確保國家有足夠的財力對環境災民進行照顧」、「對於環境敏感地區投注更多資源，從預防原則的角度思考，實質上因應未來幾年可能到來的損害」等。都是對國家任務再轉型後，國家所可以進一步履行其任務的方向。
學生短評精選-李新恩
學生短評精選-李崇菱
*本文為回應12/07汪信君教授<氣候變遷與環境責任>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學生短評精選-王文咨
*本文為回應12/07汪信君教授<氣候變遷與環境責任>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因應氣候變遷與巨災—保險嶄新功能的探討
學生短評精選-林季陽
*本文為回應11/23施文真教授<氣候變遷與國際貿易>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第三條路
R94A41016 科法四 林季陽
上週施教授演講主題係關於氣候變遷與國際貿易。其中施教授之論述首先以假設貿易自由化為正面來作為基礎，進而認為貿易自由化對於氣候變遷或環境並不一定是負面，也可能是正面效果。本文認為就此上位概念應先予恰當之說明後，才能進入題目所示之討論，即經濟與環保之結合方向。
國際貿易的理論與真實
若以平均大學生所得接觸之一般貿易理論教科書內容來說，十之八九會基於比較利益法則、Heckscher-Ohlin ( 簡稱 H-O ) 理論等推出貿易自由化在生產要素得自由移動之前提下將會提高貿易雙方國消費者之福利，縱或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亦可得出相同或類似之結論。然而，若仔細深究上開理論及其模型之內涵應可發現幾事不妥。其一為商品同質性，比較利益法則是在於相同商品之製造應由機會成本較低者為之，然而實際上商品具有異質性。舉例來說，同樣是3C產品，日本製與中國製之同一款商品，實證上來說對消費者並非相同之商品。換言之，理論的前提假設中並未考慮到商品品質，或者說理論發展其本身之限制也不易考慮到商品品質，而僅得以財貨價格加以化約。在此情形下，比較利益法則之運用自應審慎為之。其二為交易成本，早期貿易理論多假設處於完全競爭市場而認為貿易自由化得降低他國生產者與本國消費者間之交易成本，近期之貿易理論則認知到上述結論係過於素樸化交易成本，而發展出分析上游中間財之最適貿易政策與空間經濟下之最適貿易政策之理論趨勢。然而，交易成本實際上的複雜性，並未完全體現在貿易理論的發展上。換言之，貿易理論所「允諾」的正面效果，大有可能實際上被交易成本吃乾抹淨，卻無法在理論之架構中推演出來。其三是市場失靈。貿易理論縱擺脫1980年代前以完全競爭市場為理論前提所遭致的批評，然在以不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的理論中，也未嘗真正去處理市場失靈之問題，僅單純形而上地相信在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後不會有市場失靈的發生，而忽略甚多新興市場其基礎設施及法律制度之不完備、法律執行效率不彰等問題。換言之，貿易理論無法體現結構性的市場失靈，如黑道、官吏貪污等問題，導致畫出來的大餅往往不是理論中所謂的「一般消費者」得享受的。綜上，本文欲說明若僅依一般貿易理論教科書所授，實不易理解自1999年西雅圖示威這十年來所欲抗爭者何。這些理論在實際層面上的瑕疵，都不會寫在課本裡面；而稍微冒昧地說，大學經濟系教授所開的課程，也不會告訴學生這些事實。有些真實，必須自己去發掘。
經濟與環保：水與火？或者第三條路？
在針砭過貿易自由化的幻夢之後，本文試圖提出經濟與環保間的第三條路，以供未來貿易自由化之走向為參考。此發想是來自在Q＆A時間之提問。事實上，「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之思維正日漸蓬勃，以緩和傳統上總認為水火不容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在對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其牽涉廣泛與嚴重性開始有所認知時，企業界有在社會壓力下，亦有在本身意願下嘗試將其納入企業之社會責任中。另一方面，亦有論者提出，初始企業界會排斥進行環保工作是因認為環保與企業獲利間是必然的反向關係，但若從一開始之產品設計便以不同思維出發，便可能具有足夠的經濟誘因來吸引企業進行環保。如從一開始設計時，就充分考慮到以後的反覆利用而不是採用拙劣的事後補救方式。當在開始設計之時就具備這樣的理念，將產品的短期使用壽命、便利性、美觀性與材料的回收利用等問題一起通盤考量[1]。換言之，從產品到流程，均應考慮和資訊與回應產生共鳴以產生最深層的生態效益，才是企業除單純貨幣價值所衡量之利潤以外，應同時進行的思維改革。可參考者例如「綠色秩序」所提出的CRED策略，其內涵分別為可信性（credibility）、關連（relevance）、有效訊息（Effective messaging）與差異（differentiation），其係綠色秩序此組織在進行高階主管策略與執行經驗中所演化而成的策略，其目的在於使企業之環境保護措施設想周全、有效，並令人信服[2]。本文則認為，貿易自由化的正面效果，似乎應在企業基於上述思維並有策略地消融經濟與環保間的衝突點後，才可能真正實現。
全球化不必然包山包海
此外，本文亦嘗試就現行全球貿易體制之架構提供一些其他看法。將所有公共財及私有財均納入貿易自由化之架構，其實未必理想。甚至涉及某些具不可逆性的公共財、自然資源，應該將其排除於全球貿易體系之外。換言之，在這些範疇應不得賦予WTO組織超越多邊環境協議（MEAs）等類此協議之權力。為增進多邊環境協議之界限與拘束力，Michael Meacher、英國1997年至2003年之環境部長甚至建議建立一個最高法庭及強化的聯合國環境規則（UNEP）[3]。更激進的看法則認為在已無法改變現行WTO組織其根深蒂固之經濟優先思維的前提下，則應在聯合國之權威與監督下，建立新的全球層級機構，如在國際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 International）等公民網絡組織所號召之全球部長級環境論壇中授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明確之權力，提供其充足可靠之財政支援，而將其改革為聯合國環境組織，以確保跨國公司與世界貿易組織遵守多邊環境協定[4]。
改變必須從自己做起
最後，就仍人薄言輕的我等學生來說，至少能由自己做出的改變則有拒絕從無視環境品質的經濟指標來進行思考。在傳統經濟學之教育下，評估一個國家的成就往往只有GDP或GNP，但其僅係產品與勞務交易所產生的一個價值。既未計入隱藏成本，也未計入交易時增加或減少的福利。就連其創始人顧志迺(Kuznets)亦承認此一指標之侷限性。是故，在衡量社會福利時，或可試圖採用永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真實進步指標（GPI）或人類發展指數（HDI）[5]。
[1] 《從搖籃到搖籃，綠色經濟的設計提案》，William McDonough & Michael Braungart，野人出版社，2008年，第三章〈生態效益〉。
[2] 《綠經濟—提升獲利的綠色企業策略》，Joe Makower，麥格羅‧希爾出版社，2009年，p.212-221。
[3] 《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方案》，John Cavanagh & Jerry Mander，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p.142-144。
[4] 同註3，p.325-326
[5] 《綠色全球宣言》，Michael Woodin & Caroline Lucas，立緒文化，2005年，p.19-22。
學生短評精選-李崇菱
*本文為回應11/23施文真教授<氣候變遷與國際貿易>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The Tales of Two Dichotomy: How Environment and Trade Find Their Common Ground
Contemporary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resembles Shakespearean justice, where human activities that disrupts the nature order of the world, nature revenges by making appearances consists of ‘cataracts and hurricanes’, ‘sulphurous’ fires’ and ‘all-shaking thunder’ [1], and human must endeavour through active actions to restore the nature order. The celebrated capitalist prosperity in the last millennium accounted for positive economical growth worldwide, also accelerated glob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declining of ocean fisheries, overexploitation of common resources and depletion in biodiversity. As the world counts down to the Copenhagen UN summit in less than a month time, with the aims to draw up a treaty to succeed the 1997 Kyoto Protocol,[2] observers believe the summit would only produce a framework for future action.[3] The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exacerbated by climate change, reflect the need to examine the two dichotomy through new lens, and governance must be engaged at multilevel to reflect and respond to the complicity of climate change. As climate change exerts its impacts on the global economics through varies of ways, emissions and impacts occur at multiple levels simultaneously. Linear approaches in confining climate change as a trade-related environmental issue and place blinded reliance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such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o target the problems are neither inadequate nor sufficient to halt the global impacts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The fluidity of capitals that made possible by globalisation, global economic prosperity also accelerated the rat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ast experiences informs tha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 hand in hand.[4] The assumption that environmental-friendly trade measures would necessitate an inhibition on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misconstrued. Rather, the contemporary concern for climate change arises because the past exponential trade growth did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 hence the past global economic growth partially attributable to the cause of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o deduct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uld halt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a over-simplification of the matter, rather, as the past experiences illustrates, how to conduct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and to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hrough a collective action, should be the centrepieces of climate change debate.
I .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 v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concern of climate change, trade policy will have climate ramifications just as climate policy will have implication for trade regim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limate regimes though operate with different mandates, they share common features such as promotion of greater economic efficiency to enhance public welfare, both recognis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linkage, and both regimes are forward-looking in terms of their policy implementation. Hence, despite their fundamental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e trade and climate regime nevertheless bear some similarities, which might be advanced to promote common ground.
- Functional Compariso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are known to lack concret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allow state-actors the flexibility to adopt a broad range of suitable instruments to combat global warm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WTO regulate any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dopted by state-actors must be WTO-consistent, and thus a limited environmental approaches are permissible under the WTO[5]. Thus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WTO on state-actors are more confined and rigid the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Moreover, because the neo-liberalism embedded in the WTO agreement and retaliation is permissible under the WTO, as it is known to have the strongest compliance system of any global organization today,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DSU).[6] The WTO should be deemed as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responsive to correct government failures, if a state-actor has implemented a policy distortiv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eemed as protectionist.[7] In other words, the trade regime seeks to disable economic instrumen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by allowing trade sanction to be imposed on the violated party, which means that a state-actor would immediately feel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sanction on its domestic market. Wherea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is driven by the need to correct market failure, and aspire to change the behaviour of each state-actors through behavioural incentives.
- The danger of Boxing the Law
Nevertheless, the two dichotomy with distinguish aims and motivated by different goals does not mean the two are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even though the two promote different and distinct values. To deem the WTO as strictly an economic-driven institution, and thus must treat any dispute with environmental concerns with trade-imperative is a constrictive view of the potential functions the WTO can play in combating the global warming. In reality,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possible and obtainable is because the WTO creates a “space of engagement”[8] that allows state-actor to promote and advance its own economical interest, thus brining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lessens domestic resistance, where trade liberalization can occurs at different speed for each state-actor depending on its domestic context. In contrast, to combat global warming, collective actions from state-actors are essenti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to lessen and halt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y non-participation from a state-actor potentially aggravates and harms the collective action, even more so when state-actor places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o secure energy access and resources to sustain the growth and economic welfare[9] as top priority, thus resulting in a dysfunctional climate regime.
To halt the cascading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where it alters the living conditions for all earth inhabitants, and to compartmentalise an occurring natural phenomenon as a trade issue, and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discipline of trade regime or vice versa reflects the fallible tendency of human nature to compartmentalise and thus under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climate change problem. Indeed, the WTO as a trade institution serves as a functional example as how to facilitate inter-governmental corporation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because the compliance system of the WTO regime can exert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ressures on a non-compliant state-actor, then the WTO regime should serve as a plausible forum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s this would implicitly recognise that trade priority exceed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us any environmental-related trade measures must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rules. The trade-centric thinking would misplace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distort the big picture, and limit the uses of plausible and innovative environmental tools, which could be instrumental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Nevertheless, the lesson from the WTO regime highlights the political real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where state-actors would tend to act to promote and advanc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dysfunctional stat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must then take into account of this political constrain to advance its agenda. The WTO regime needs to be approached with new light, such as the initiative taken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to reinforce its climate change agendas with trade policies to ensure the spread of green good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around the world.[10] By using trade policies consistent with the WTO rules to advance its environmental agenda nevertheless is a compromised but feasible route. As relia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to promote common environmental values must take on the risk of the inadequacies of enforcement mechanism such as the Kyoto Protocol, which detracts its credibility as a functional regime.
- The EU Approach and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s
The Lisbon treaty sign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f the 27 Member States in Lisbon on 13 December 2007, explicitly recognise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irst EU treaty to make specific reference to energy with aims to ensure: (1)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nergy market; (2) Security of Supply; (3) Promote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4)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d renewable forms of energy; (5)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energy networks. Moreover, the adoption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makes “a high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fundamental right of EU citizens, and thus overcome the classical division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11]. The Lisbon Treaty is remarkable in several ways; because firstly the economical-driven integration of 27 different state-entities is united and has a coordinated voice and specific competenc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ction again st climate change.[12] The Lisbon Treaty demonstrates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coexist with economic goals where mitigation policies can be utilised to provide economic co-benefits and create regional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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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in conformity of its Charter, the EU conducts Trade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s that study the likely impact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 as part of its EU trade negotiations, through studies conducted via independent external consultants. Thus, trade liberalisation is conducted in conjunction with soci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where any impacts affected by the trade agreement on both sides ar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13] The holistic approach taken by the EU disperse the classical division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studies conducted by external consultants are published and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domain, subject to public securitize and criticisms. The EU negotiators are guided by the assessment in assessing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of a trade negotiation, where they could formulate possible policy measures to accompany the trade agreement, to ensure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supportive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us, the notion that trade and climate regimes are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s misconstrued, the fear tha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measures are trade restrictive obscures and limits the potential that trade can be use to advance, facilitate and engage countrie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Moreover, as the EU’s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s illustrates, the primacy should be place upon trade measures that are supportive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ather than formulat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at are in compliance of the WTO rules.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overall impacts of trade measures, rather than compartmentalising the matter as strictly a trade issue and thus excluding its likely environmental impacts, is tak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ackle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Moreover, it should be bear in mind that WTO law is not immutable, if WTO rules cannot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needs of its Members, the rules can be altered and challenged, even though it is unlikely at present.
III. Engagement at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climate change mandate, reliance on the WTO as a forum to facilitate environmental dialogue is highly improbable, nor is the reliance on the WTO to alter its rules to reflect the current climate change concern a probable route. Climate change is a multifaceted global problem that demands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fluidity of carbons that penetrate the global economy and manifest its impacts in specific way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llustrate the need to engage state-actors at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In other word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every action from individual, local, stat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re accountable. Law, therefore must find a way to be weaved among those levels of governance to exert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ressure and may impact how policy are formulated at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create space to facilitate policy dialogues. Both top-down and bottom-approaches should occur simultaneously, simple relia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or climate regime would be an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The transnational character of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 two distinct dichotomy, trade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confronting us how we box law, and human tendency to compartmentalise matter into distinct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us become myopic of the real issue in the process.
- Conclusion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a world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may evolve as global warming exacerbates, and how law and policy is structured would be pivotal in the ongoing climate change dialogue. Climate change reinforces the need to seek new and better structure of governance and to r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regime, as well as the need to approach issues with holist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1] 1.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2] China unveils emissions targets ahead of Copenhagen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380106.stm
[3] Obama to offer 17% US emissions cut at Copenhagen Summit http://www.pbs.org/newshour/bb/environment/july-dec09/climate1_11-25.html
[5] Class Lecture, Prof. Wen-chen Shih
[6] Ibid
[7] Steve Charnovitz , Trade And Climate: Potential Conflicts And Synergies, http://www.pewclimate.org/docUploads/Beyond_Kyoto_Trade.pdf
[8] Kevin R. Cox, Spaces of Dependence, Spaces of Eng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or: Looking for Local Politics, 17 POL. GEOGRAPHY 1 (1998)
[9] Thomas Cottier, Multilayered Governance, Pluralism, and Moral Conflict, 16 Ind. J. Global Legal Stud. 647
[10] http://ec.europa.eu/trade/wider-agenda/environment/climate-change/
[11]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12] Article 191 of the TFEU provides "..to promoting measures at international level to deal with regional or worldwid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n particular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13]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s, http://ec.europa.eu/trade/wider-agenda/development/sustainability-impact-assessments/
學生短評精選-林彥寬
*本文為回應11/23施文真教授<氣候變遷與國際貿易>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當”國際貿易”遇見”氣候變遷” = “無解” or “國際”碳”貿易” ?
科法一 林彥寬 r98a41001
國際貿易與氣候變遷 => 敵人?朋友?
施文真教授在演講的開頭就給了我們一個問題，難道氣候變遷對每個國家都是不好的嗎？因著全球貿易自由化，為了達成最佳”成本”效益，讓許多的商品從製造開始，到最終送到使用者手上的過程，經過了一段又一段的加工、運輸、包裝。讓美國人可以穿到來自世界另一端越南工人所做的廉價球鞋，這似乎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工程及合作；但，當人類面臨歷史上的一大危機，氣候變遷時，國際貿易不再被認為是百益而無一害的，而其與氣候變遷之間，似乎也成了亦敵亦友的關係。施文真教授認為，要判斷國際貿易與氣候變遷的影響關係，首先，要端看各國為了達成貿易自由化，所做的具體施政內容，例如因為可以從其他國家買到便宜的民生用品，因此將一些低能源使用效率的民生產業淘汰掉，對氣候變遷反而是有益處；另一方面，因氣候變遷造成的氣溫升高，反而讓某些國家可以種植原本無法種植的水果，因而提高該國的貿易出口量，因此氣候變遷對國際貿易也並非壞處。
單國視野or全球視野？
上述的推論方法，我並不完全同意，因為若將問題的視野從單一國家拉到全球來觀察，沒有界線(boundary)的國際自由貿易，耗費了過多的運輸過程，而其環境成本長期以來卻一直被忽略，而事實上海運及空運的排碳量，就佔了全球的5%。最近在盧森堡召開的歐盟環境部長會議，27國代表同意，將分別針對航空和海運，裁減10%和2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項提案也將向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提出，也可看出國際對於運輸業的環境成本的日漸重視。因此，雖從單一國家的角度來看，國際貿易與氣候變遷可能發展出相輔相成的關係；但，就全球的視野來看，為了減緩氣候變遷的速度，國際貿易的自由程度有必要受一定的限制。
以國際貿易為師－減緩氣候變遷的契機
當全球仍然為著要尊誰(貿易與環境)為大的問題討論時(如國際貿易中WTO的規範與許多的環境公約規範衝突時)，京都議定書中的為了減碳而設計的排放權交易，卻應用了國際貿易的理念及方法來達成減碳的目標。因此，本來對於環境問題一向冷處理的企業及工廠，已經嗅到了在暗藏在環境問題中的貿易商機，而開始重視此議題。(參考商業週刊1149期”碳is Money”)這種現象，某種程度反映了資本主義下人類重視自我利益的本質，雖然可以透過法律規範來處罰未達成減碳目標的企業，但過程必定是困難重重且緩慢的；然而，若企業可以因著減碳而在碳交易市場上獲利，這會讓企業有主動減碳的動機，並加速全球減碳目標的達成。如中國的一個案例，一個減碳顧問及碳權仲介商，藉著無償協助一家化學工廠技術改造來減碳，而獲得其削減的碳權配額，再將其賣給英國的瓦斯公司，從中獲得利潤。無可否認的，這就是一樁國際貿易，而其造成的則是減碳效果及商業利益。國際碳貿易，全球減碳的新契機。
國際碳貿易(碳交易)的市場及價格
如下圖，根據統計，國際碳交易市場2008年的交易總額已來到1200億美元。將近有30多億公噸的碳交易量，占了全球總排放量87億噸近35%的量，是相當高的比例，可見其實際可行性。
下圖更可說明排放交易是三種京都議定書減量方法(其他兩種為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中，最為被利用的一種。
而下圖則是歐盟碳排放配額的期貨價格與原油期貨價格的趨勢圖，我們可以看出兩者間的趨勢有一定的相關性。油價高，碳價也高，因為尋求替代能源的動力也大。經濟危機導致的減產及低油價雖然減少了碳的排放，但同時低碳價卻也減化了對減碳技術的投資。
國際貿易公平嗎?碳交易公平嗎?
國際貿易一直以來就被詬病的問題，就是許多跨國企業對開發中國家的低層勞工進行剝削，造成許多不公平不人道的行為，勞工們只獲得相當低的報酬，而大部分的利潤都由跨國企業所賺取；當碳權也用國際貿易的理念進行交易時，會不會也造成不公平的問題呢？答案是會，雖然是以不同形式發生，但受害者都是開發中國家。目前許多還未被京都議定書規範的開發中國家正透過賣碳權給已開發中國家而獲利，但當他們未來也被規範時，是必會因為之前過渡消費本國的碳權，而造成碳權大缺口，加上本身技術又不好，很有可能因此無法達成未來公約要求的減碳標準，因而受罰。再者，許多已開發國家也到開發中國家進行種樹減碳，因此占用了許多的土地面積，將來勢必會擠壓到開發中國家未來能使用的空間。因此，現在看似從天上掉下來的黃金，日後或許會成為災難。若各國不正視此問題，只看目前的利益，將來勢必會有更大的爭議，影響到減碳真正的目標。
國際貿易台灣沒缺席，國際碳交易也不能
台灣礙於國際上的政治地位，無法簽定許多的環境公約，如京都議定書；但台灣在貿易領域上，以關稅特區加入WTO，尚保留台灣目前可以有如此經貿實力的地位。在未來的碳交易市場，台灣政府應有積極的作為，盡速通過溫減法，讓政府及企業可以先進行碳交易的實務操作，縱然尚無法與國際併行，但當未來也被要求有減碳義務時，至少我們已經有本國法源依據可以配合，且面對中國大陸此一碳權極大的市場，若我們能及早運作碳交易市場，對於碳交易在亞洲的市場，憑著原本台灣在經貿領域上的經驗，台灣應期許自己不要缺席在此未來的戰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