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我國施行碳稅可能產生問題之探討 科法一 r98a41027 黃麗竹 前言 「綠稅」是這次演講中蕭院長極力主張的政策。而綠稅中的「碳稅」，與「碳排放交易」兩制度，在環保意識覺醒的現今，皆為世界許多國家實施節能減碳政策重要的工具。惟兩種制度各有其擁護者，何者最適，至今爭論不休。 蕭院長極有創見地提出了「碳稅先行10年，碳排放交易後行」的策略。其依據Weitzman定理來說明「短期應以稅為減量工具，長期以總量管制為工具，以降低經濟效率損失」。如此的作法，以經濟模型來看，相當有說服力；不過實際上的運作，不可能總是像模型一般順利。雖然原則上我贊成這項策略，但是關於碳稅，仍有以下幾點疑慮。 對碳稅的質疑 1.…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探索生質能源的第二條路：農業廢棄物與基因改良作物的重新定位》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Reflection Paper B94B01078 生命科學四 洪國華 能源（Energy），此一事物可以說是維繫我們生命現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舉凡所有的生命現象代謝、生長、生殖、感應和演化均是建立在生物本身可以自周圍獲取能源的基礎上；而社會活動當然也是如此，從最基層的生產活動到最後的消費活動，也一樣是一個能源傳遞的過程，由此可見能源對於現代社會之重要性，能源的取得變成主宰一國發展的關鍵。 就我們能夠利用的能源而言，化石能源可以說是我們人類最大的能源來源，但是一直以來，…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1012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演講心得 經濟取向的能源政策？ 國際法組二 涂若筠 R97A21112 一、前言 在工業革命之後，地球資源被大量開採，許多國家成為經濟大國，當人們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時，便上演資源爭奪戰，引起國際情勢的緊張甚至戰爭，即使曾經經歷石油危機，人類依舊不斷開發地球資源，並對環境生態造成嚴重破壞，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災變導致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與此同時，人類也逐步邁向能源耗竭的危機。 為了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各國召開多次高峰會，並簽訂相關議定書、條約，不同國家亦提出不同的能源政策，對於台灣的能源政策，蕭代基院長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對於蕭院長的見解，我有贊同與不贊同之處，以下將分別以再生能源之發展與綠色稅制之採行兩部分進行說明。…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碳排放管制手段的政策分析 辛年豐* 人類社會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展之後，對環境造成高度的破壞，也產生許多的污染，經過日積月累的結果，使得當前我們所面對的污染問題更為嚴峻，除了對環境的直接破壞及污染之外，也因開發過程的過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並對全球氣候造成影響，也釀成不小的災害。為了因應這樣的問題，許多國家簽署了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並本此公約訂定了京都議定書，確定了在全球的層次下，以「排放權交易制度」做為碳排放的管制工具。然而，這樣的管制手段是否適合目前的臺灣加以運用？乃至於臺灣為因應國際的趨勢，也有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的立法芻議，但這樣的立法與其他既有的環境法規之間的關係，如從法政策面加以考量，其適當性也有進一步考量的空間。 碳排放的多種管制工具 在現有的環境行政管制當中，有許多的管制手段，其中採用經濟誘因的管制手段，除了有課徵能源稅及環境公課兩者之外[1]，還有採用總量管制的方法，及補助及預先支付回收金的制度[2]。由於能源稅及環境公課都是國家向人民收取一定額度的金錢，具有相似性；而總量管制則為人民之間就國家所定排放量依市場機制進行交易，而使該排放量在市場上做最有效率的發揮，與國家向人民收取稅賦相較，是為追求同一目的，完全不同的做法，而可進一步比較兩種制度的良莠。因此，本文在此僅針對能源稅、環境公課及總量管制這三種管制手段加以討論。 所謂「能源稅」，是透過課徵一定稅收以反應邊際使用者成本，其所反應的代際間的外部性及人類使用能源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主要的目的並非在反應環境外部成本；反之，環境公課則在反應環境外部成本，因環境外部成本與污染物排放量有直接關係，而與能源使用量的關係較弱，因此，以污染物排放量為稅基的環境公課來反應環境的外部成本[3]。而「總量管制」，則指在一定排放量對環境有助益的限度內，由國家設定最高的排放量，而使該排放量具有一定的市場價格，讓各個主體就這些排放量進行交易[4]。在現有的空氣污染防治法中，也都採用這些管制工具；而在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的設計當中，則延襲京都議定書的機制，採總量管制的手段做為管制工具。然而，在現有的這些排碳量的管制工具中，在法政策上，究竟要如何安排，較符合我國需求，也有待進一步討論。 管制工具的選擇 就以上採用能源稅、環境公課及總量管制的手段來達成減少排碳量的目標，在法政策上，究竟要如何安排較符合臺灣需求？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代基教授主張基於「避免兩者同時執行將產生競爭效果」、「課徵碳稅對象較為全面」、「碳稅所可含蓋的範圍較廣」、「以稅為管制工具適合短期管制，以總量管制為管制工具適合長期管制」、「碳稅所蒐集的資料有助於將來排放量交易資料庫的建立，簡少交易成本」等理由，認為因碳稅交易成本低，排放交易的交易成本高，故臺灣應採取「碳稅先行，排放交易後行」的策略。如此的策略思考，固然與臺灣特有的國際地位有所關聯，而認為我國短期之內不一定會受到國際公約的直接拘束；然而，本文以為這樣的策略似有再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固然，本文不否認兩種管制工具同時進行會有競爭效果，但為何基於這樣的理就要犧牲掉排放交易的管制工具，是有待從其他理由的檢討得到進一步答案的。首先，本文當然不會否認課徵碳稅的課稅主體較為全面，所可含蓋範圍也較廣，但這也是採用「稅」做為管制手段本質上的必然，當採用「總量管制」做為管制工具時，本來就會有範圍較窄、對象較少的問題。詳言之，這兩種管制工具本來就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與範圍，當有總量管制的制度時，需要排碳的事業體，就必須有一定的排碳量才能維繫其事業的生存，不會因此就使碳稅的課稅主體縮小，也不會因此縮減課徵碳稅的範圍。簡言之，採用總量管制並不會影響到課徵碳稅的範圍與課稅主體，故以此理由說明現階段臺灣不適合行排放權交易制度，並不見得妥當。又即便這樣的理由有道理，但這本身存在著一個內部的矛盾關係，亦即，同屬碳稅範疇的能源稅及環境公課，也同樣有課徵範圍大小的問題，通常，後者僅限於固定的事業體才有可能需要繳交環境公課，以回饋該事業體對於環境的傷害。因此，環境公課的對象及範圍當然遠比能源稅為小，如以課稅主體小及範圍窄做為「後行」的理由，是否也因此要認為環境公課的課徵要先暫緩。但實際的情形是，在我國目前的環境法規中，環境公課的制度業已於空污及水污等領域施行，但並沒有產生什麼問題。…